淡马锡评论：行动党对新加坡人说：你死你へ代志！

主题:淡马锡评论：行动党对新加坡人说：你死你へ代志！
作者:冀居·谢 3:03pm 29/12/2009


行动党对新加坡人说：你死你へ代志！

2009年12月29日

5天过去了，对于李光耀在国家地理杂志所发表的狂言，新加坡报业控股各语文出版的报章都只字不提。

面对该杂志记者马克·雅各布森时，李资政以主要建构者的身份大谈执政党有关亲移民和宽松接纳的政策。

虽然他说他知道“有些新加坡人对于移民的大量涌入感到不高兴”，但是他还是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

“这些年来，新加坡人已经越来越不进取和努力，所以我们的国家欢迎很多大陆来的新移民是件好事。”李资政说。

李资政形容这些大陆新移民为十分“饥渴”，并且父母们都把“孩子看得很紧”。

“如果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被抛在后头，那是他们对自己的鞭策不够，苦果必须自己尝。”他打趣地说。

国会里有82个行动党议员，竟然没有一个敢公开出来驳斥李资政的评论。我们可以这样就认定他们都同意吗？

这就好比对新加坡的福建人说：你死你へ代志！——听惯这种语气的新加坡人，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虽然新加坡排在日本之后作为亚洲第二富裕国家，但是新加坡人却享受很少的社会福利，所以造成每年都有不少一流人才移居到澳洲、加拿大和美国等地。

政府可以在海外投资一输上百亿而不眨眼，却不要为新加坡人，特别是那些来自低收入的社群架设一个社会安全网。

人民行动党长久以来要新加坡社会避开任何形式的 " 福利 " ，并将之称为“拐杖思维”，认为将削弱我们的竞争能力。

如此，新加坡人就得工作到死。还有一个部长呼吁本地人要“更便宜、更快、更好”，要实现这个目标，我想他最好以身作则，先减自己的百万年薪。

我国的人均收入是高居世界第四，不过测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我们则在香港之后，在亚洲高居第二。那是因为国内有太多不成比例的亿万富豪。另一方面，日本却能够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保持领先。

而这样的差距唯有继续扩大下去，因为政府已经大开方便之门让追梦的外来移民大量涌入。

这不需要是经济学家也能看得出：大批廉价劳工的流入，当然会给大企业带来丰腴的利润，增加业主和管理层的收入，打压一般新加坡人的薪水。

与此同时，生意成本降低就无需通过提高生产力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提升，这个说明国民生产总值其实并不能真正反映一个国家人民的财富和全体的生活素质。

此外，人民行动党部长们的百万年薪是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挂钩，这也解释为何他们如此沉溺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

对于一般在职场讨生活的新加坡人，国民生产总值对他们来说并无特殊意义。他们担忧的是收入是否足够维持个人和家庭生活？如何开始一个家庭、抚养孩子以及老有所依？

20年前，也许要追逐新加坡梦还不太难；那时年轻夫妇还买得起政府组屋、没有外来者的竞争、和今日相比，生活费相对地低。在2003年之前，他们还可以一次过领出所有的公积金来安享晚年。

今天的新加坡人面对的是一个萧条、不确定和不安定的未来，新加坡人月入的中位数是2千600元，几乎和十年前一样，并且还要面对百物腾升，特别是政府组屋的价格。

一个大学毕业生起薪不会超过2千800元，除了偿还大学贷款，根本都没钱买辆汽车，更遑论结婚生子。

盛港的四房式组屋在1999年不超过20万，不过隔邻榜鹅区的同样屋子最近已经索价30万。还有在女皇镇的杜生预购组屋，五房式的平均售价是66万6000元。

根据金融顾问，一对夫妇至少要有7千500元的月入才买得起这样的组屋。或许还得每月拿出几百元现金来填补公积金户口的不足，这样下去他们在退休时的公积金户口已经所剩无几了。

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如果我们在人到中年的时候被外来人才抢去饭碗，或者意外致残、染上慢性疾病如肾衰竭，又或者官司缠身，那我们要如何养得起自己和家人呢？

在“把PAP踢出去”的facebook上，特雷斯·陈网友和大家分享一则揪心的故事：

“我认识一名肾脏和心脏都出毛病的半瞎女子，由于健康问题而不能工作。她现在四十多岁，是个单亲妈妈，有个就读初中三的女儿。以前她向家庭服务中心救助，家庭服务中心明了她的困境，就帮她付建屋局房租、水电费和杂费。此外她每月还获得300元补贴，和让她女儿在学校用餐的250元零用钱。经过两年多的援助，家庭服务中心最近通知她，该中心不能再继续提供她每月三百元和女儿学校零用钱的补助，虽然她的情况没有丝毫改变。他们指示她在接见选民的时间去找贾古玛，那里的人就帮她写封信到东南社理会寻求援助，结果社理会的回答是：‘已经帮了她两年，不能再帮她了。’她回去找国会议员，他说已经帮她写信，就只能帮这么多。”

上面的故事绝不是单一个案，而是时时在我们周围发生，说不定有一天也会发生在你我身上。

行动党可以暂时提供求助者职总超市礼券、水电回扣和免除杂费，然而这一切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如果上述的女子不能找到或者保住一个长期饭碗，那么政府就有责任支撑这个家庭，直到她的女儿毕业出来找工作为止。

此外，在新加坡还有很多穷困者够不上国家援助的严格规定：必须由医学专家裁定永久性伤残，或者证明是无亲无故才能获得公众援助金，而且批准与否每回还得依情况而定。

另外一个真实故事：有个73岁老妪在大巴窑七巷靠拾纸皮为生，她有个五十岁的儿子，由于天生弱智不能找到一份稳定的职业。她够不上资格就因为她还有个儿子，然而没有人要聘请她儿子这个事实则搁置一旁。

由社青体部所发出的公众援助金是目前每月330元，显然不足以在新加坡维持一个像样的生活。

几年前，当行动党议员梁莉莉医生要求社青体部部长维文医生把290元援助金提高，那么这些受惠者才能有一天三餐的正常饮食时，维文当场问道：“你要多少？你说的三餐是在小贩中心、食阁还是餐馆吃的？”

这当然不是社青体部经济拮据，才无法帮助更多的人、因为维文医生最近才披露一个1000万元的“社区融入基金”来帮助新公民和永久居民觉得在新加坡“受欢迎”。为什么不拿这笔钱去帮助那些曾在建国时出过一份力的人们呢？

民选政府的基本功能就是要照顾选民，而不是通过一些暧昧的数据和外国竞争、夜郎自大或者使用本地纳税人的钱乘飞机到处去教训别人怎么治理国家。

李资政的讲话显然破坏人民行动党要把自己装扮成爱民政党的任何企图。他已经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新加坡人赶不上新移民，不必期望行动党来打救——那是我们人民自己的代志，不是他们的。

也就是说，一个大学毕业生为了追赶升腾的屋价而无法成家立业，也不必期望行动党会把价格拉下来。

一名中年人被中国或印度找来的更年轻的廉价劳工所取代，也不必期望行动党会帮他找到一份工作。

对于年长者由于公积金户口没钱而必须当清洁工来养活自己，也不必期望行动党保证他一天有正常的三餐。

这是新加坡社会在44年行动党一党独大下养成的——冷酷、无情且物质至上。这样的社会真能吸引到最好的人才前来吗？在中国和印度移民心里，新加坡在他们的名单上已经是渐渐“排除”，他们之中的出类拔萃者都喜欢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澳洲去，这一点都不奇怪。

行动党的经济政策已经让低收入群蒙受打击，现正转向中等收入阶层。而有钱商贾、医生、律师、会计师和工程师或者以为他们在行动党的庇荫下“发了”——最好再想一想你们的子孙将来会怎么样？

难道你要他们和外国人在新加坡大学里争夺位子吗？你要他们和那些所谓“进取和努力”满足于2000元以下薪水的新移民为一份工作抢得头破血流吗？你要他们长期紧张、失望和不快乐，就因为他们找不着一份如意的职业吗？最后，你真的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工作到最后一口气，就因为他们永远无法退休吗？

即使是身为行动党党员，和制度有很多联系的，你的未来也不见得如表面那么风平浪静。除非你能跻身精英阶层，否则你不知道何时会被他们从中国、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孟加拉、廷巴克图跟天知晓国度找来的“新宠”所代替。

行动党在八十年代一批老将退下以后，根本不能再称为一个政党了。它更多像一个摆满假人偶的百货市场来表演“议会民主”空壳给全世界看。

诚如李资政自己说的：

“要当个总理，你不必每样乐器都会，但是你都要认得；哦！他是个好提琴手，所以他来当第一小提琴。他可以去当倍低音、他可以玩中提琴、他玩喇叭、他玩鼓。只要把他们组织起来，你就能玩出美妙的音乐。当你建立起一支好乐队的时候，即使放个假人在那儿（指挥），也一样能玩出美妙的音乐。”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82个行动党议员不敢顶撞老家伙的原因——因为他们都是假人，其实都没资格在那儿。

所以新加坡人，下次再有行动党议员来跟你说：他会为你在国会发声。别忘了提醒他们行动党给新加坡人的口号：

“你死你へ代志！”

香港政局 - 五区总辞行公投的争执

香港曾荫权政府推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政改方案，导致泛民主派反对声四起，直指这是民主倒退的方案。

其实香港相较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来说是比较先进民主的。虽然它也有集选区，但是它在这一些集选区实行的是比例制。这种制度运用在集选区里就会显得比较公平，每个不同层面的声音可以从中得到充分的代表而呈现于议会里（立法会）。

可是美中不足的是，这一些民众普选出来的议员也只占了香港立法会的一半。另外一半是由相对少数的利益团体或集团投选出来的议员，称功能组议员。香港泛民主派的政治团体就是在争取把这一些功能组别投选出来的议席废除掉，而使全部的议席都由全港人一人一票普选出来。

另外，香港特首也不是由所有港人一人一票普选出来的，而是由800民多数由亲中共体系内的人投选出来的。这次政改把有投票权的人提升到1200人，但这也不是普选的体现。香港泛民主派也正在积极争取特首由普选选出来。

在中国与英国一起起草的香港基本法（等于一个政治体的宪法）中明确的承诺香港最终在1997年回归中国十年后必行双普选。但是中国方面一直拖延这条文的实现。最终由中国人大释法，定于2017实行特首普选，2020年实行议会全面普选。

可是令人纳闷的是，曾荫权政府竟然提出同时增加功能组别议席和普选议席。内藏玄机的是，官方提出这多出的5席功能组别是由地区区议员（注：香港实行的是双议会制，一个是区议会，是代表社区为区内向政府提出有关区内的问题和建议,另一个就是立法议员，代表港人提出和实行立法权力）中遴选出来的。官方认为这样的功能组议员就比较有群众代表性。但是，这也就是泛民主派的忧虑！中国方面会不会以此歪曲了“普选”的定义，从而使用这借口声称区议员也是“普选”出来的，而名正言顺的从每一批区议员中挑选亲中立场的区议员让他们成为立法会里的议员，最终保留“功能组别”而使中方永远保留全面控制立法会的权力。这是变相的干预港人治港的制度，违反原有基本法的原始精神！

港府当局要是有心逐渐实现真正的双普选的话，理应逐步减少违反普选理念的功能组议席才对！事实上，它目前的这个整改方案为以后保留功能组议席的“普选方案”留下了伏笔。

政治是充满幻术甚至骗术的。但是同样相似的伎俩运用在不同的体制里是会有不同的结果。在一个充满言论自由，报章、电视、广播媒体百家争鸣的香港，这种政治幻术是根本无法扎根。反观在新加坡，从“民选总统”至“集选区”的政改，甚至于公然以政府资源投入地区建设作为选举收买选民的伎俩，这种种的政治幻术全都在执政党牢控的媒体护航下混过去。

香港的可爱之处就是它的文化思维和民主认知。就连它的中学生都在质问这政改的方向是否恰当！香港学校的“通识”（普通常识）课程是由小学一年级开始实行。而这课程不时都灌输着香港社会的民主、人权等的核心价值观。假以时日，香港人的核心价值的认同将是它最主要的政治与经济财产。

就如这政改的议题，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普遍的认知，那就是这政改不符合逐渐走向全面双普选的方针。但是泛民主派还是没有达成如何应对香港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的策略。除了要求香港政府提出具体的普选路线图外，泛民主各政党对于以怎么样的形式去抗争和争取普选出现了极大的意见分歧。新加坡人也许会对这种情况感到奇怪，但是在一个真正的多党制的政治体系里，这种意见分歧是非常普遍和正常的。

香港泛民主派政党基本上有三大党。比较主流的政党有民主党和公民党。比较激进的是自称“真正的左派”的社会民主连线（简称社民连）。社民连提出了有别於传统的示威游行抗议的新抗争战略。他们提议五个集选区里的一些泛民主派议员提出辞呈，致使广泛补选的产生而间接形成对政治改革议题的“变相公投”。这建议当然存在着巨大政治风险但是如果泛民主派候选人如果能全胜，这将释放巨大的政治能量从而对曾荫权政府形成压力。这“变相公投”也能间接的提醒中共当局香港人对一人一票普选的坚持是没有妥协的余地的。假使以后中共要以区议会议员包装成“普选出的功能组立法会议员”，想以此浑水摸鱼的实行假普选，香港人必定抗争到底。至少，这“变相公投”将是非常有说服力的预警。

一向跟社民连关系不太好的公民党对这建议非常感兴趣，并且已经决定参与五区请辞变相公投的计划。然而民主党却坚持反对此行动。民主党内部两位元老级人物李柱铭和司徒华意见相左，甚至掀起骂战。

司徒华的论点有二，一是五区总辞是“极端行动”，而且是“激进派”社民连提出来的，不可以“随之起舞”。第二点是如果变相公投失败，赢不回来那一些辞去的议席，那么就没法阻止这政改法案通过（这法案需要二分之三的立法会议员的同意才能通过）。与此同时，也间接说明泛民的立场没有得到广大香港人的认同，争取双普选便失去政治正确性了。他坚持以街头游行来抗争但同时保住立法会的否决权。

以一个新加坡人的角度来看，这是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司徒华会认为以体制内请辞而致使变相补选，以一人一票的形式对一个政府的政策提出合法理抗议与杯葛还会比街头游行抗议还“极端”！？这真是令人费解。司徒华本身不是一个畏惧强权的人。最近他还因行使“极端”的“公民抗命”，参加非法电台广播而遭到香港政府提控而被判罚款。他也已声明绝不付罚款，继续以“公民抗命”形式抗争到底。一个合法的变相公投诉求怎么会比一个非法的“公民抗命”还极端呢？

其实说穿了，民主党还是为了本身的私利为出发点来考量整件事情。他们是担心本身的席位会受影响而不敢面对民主挑战。从民主党不会以党的名义去支持友党，帮社民连和公民党辅选的决定来看，民主党真是被自身的利益冲昏了头。民主党应该对广大香港民众有更大的信心才对。

就算民主党不参加这五区总辞行动而社民连和公民党依旧执行这计划。如果他们因得不到民主党的全面支持而在补选中失去议席的话，泛民派也未必拥有足够的票来否决这政改议案。退一步来说，如果变相公投真的失败的话，泛民派也必须认真思考这失败所带来的重要民意启示而为他们的政治立场做出适当的调整，勇敢面对民众的调教。这才是尊重民主的行为，而不是一味躲避真正民意的回馈和考验。

五区总辞行公投这一步险棋其实有它非常可取之出。毕竟香港政府不像新加坡行动党政府一样”怕输怕死“，在议员辞职或去世后不举行补选。香港当局已经承诺如果议员辞职，一定举行补选。街头游行抗议毕竟有其局限。就算有50万人上街，但相对于700万人口，那是一成都不到。一个正式的公投策略能完完整整的把民意表现出来，让民主派得到更大的政治授权去给香港政府和中共施压。这一步棋依旧是在体制内抗争的，并不是体制外的极端行为。

当一政党把自身党的利益放在社会群体的利益之上时，民主的警钟就必须响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新加坡的在野党政治。因为我看到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很多时候已把它党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了。从这事件看来，香港民主党也逐渐踏上这政治的不归路了。这是令我非常失望的。

香港民主党不参与五区总辞已成定局。如果以政党利益的角度来看，要是社民连和公民党成功从这变相公投中得到全胜，民主党的老大地位必定受到动摇。这对它在2012年的选举将非常不利，因为那两个小党已经能独自争取到香港支持民主的选民的支持，也可能因此使原本只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在往后的选举中转而支持社民连或公民党。我估计，公民党将是最大赢家，它必定能瓜分到民主党所流逝的最多选票。

倘若变相公投失败，民主党也不会得到好处。民主派中间选民可能会因此迁怒于民主党而往后不再支持它。

民主党这一决定是一开始就注定是双输的。也许它是希望以此决定逼使公民党放弃这五区总辞行变相公投的路线，但事实证明它已经判断错误。很讽刺的是，看来现在民主党也只能希望变相公投会失败，以求个两败俱伤的结局了。

吴明盛

【轉載】激進就是有罪?

【轉載】激進就是有罪?
讀社會科學的，對激進政治總有某種情意結，因為看人類政治歷史，激進政治從來堂而皇之。試問哪一次人類文明的大躍進，不是來自激進思潮及行動？建制容易腐化，社會傾向因循，激進行動及思潮，是帶領人類前進的一大驅動力。

就以香港為例吧。不少人經常緬懷殖民統治，珍惜種種如法治、廉潔、自由市場、社會福利網等「優良殖民傳統」。但只要把鏡頭拉回六、七十年代，殖民統治絕對是千瘡百孔，今天我們所享的「安定繁榮」，實有賴一浪浪當時被視為「激進」的抗爭，令殖民政府不得不回應、改善，承擔開明管治的責任，並進行制度更新。近年的香港研究已不斷指出，激進政治從來是香港發展的重要一環，不可或缺。


「盛世」需「怪人」激進言行衝擊思想

在看似太平的「盛世」(儘管社會矛盾、衝突只被掃到社會暗角處)，社會更需要有些「怪人」以激進的言行，衝擊大眾思想，提醒我們公共事務及社會的可能性多的是，因為只有這樣，才有真正意思的思想交鋒，拉闊社群的想像空間，讓某些議題可以萌芽、生根。環保運動在十數年前不也是被人標籤為「阻住地球轉」？沒有環保人士的堅持，環保問題今天那會變得這麼理所當然？

重讀Mark Kurlansky寫1968年世界社運浪潮，不無感慨。他指出1968年為何振奮人心，不在社運有多「激」、抗爭行動有多創意、或社會有多一呼百應，而是在於不同社會像同時進行「交談」，把一切關於社會前途的意見「攤出來」，而當世界有若干人口對現況不滿，而同時拒絕沈默，站在街頭大聲疾呼，這才是讓全人類感到真切的希望，而不需被動地等什麼什麼「希望批發商」販賣承諾及激情。

當然，激進政治有其激昂面，卻也有務實一面。「務實處事，追求不可能發生的事」(be realistic, ask for the impossible)，是Kurlansky對68年社運浪潮的歸納。激進政治往往有兩大險處，套在香港亦適用。一是行動「儀式化」(ritualized)之險，而忘了保持思潮的前衛進步性，比起行為激進重要百倍。欠缺足夠理論基礎及說服公眾的能力，激進行為變成形式，那頂多是「政治保守」套上新裝而已。而當主流傳媒傾向「娛樂大眾」，播幾句soundbites或幾秒對抗場面，滿足大眾對欣賞「大事件」的感性渴求，一切討論被瑣碎化，運動內藏的改革動力被隱沒在「做場騷」的形象上，這可能才是激進政治落得最可悲的下傷。

其次，是如何梳理好與群眾的關係。激進主義者必先要具自信作為時代先鋒，但這樣也容易陷入盲點，認為「真理在手」，否定群眾生活、想法亦可能有其智慧，也排拒達到相同目的其他途徑。激進政治的核心，就是堅信人類共存有其他可能性，也因此需要更大的包容性，接受自己的路線思想亦有可能出錯、過時及不合社情的可能。左派歷史學家Eric Hobsbawm說得好：「我們要發問，亦需要解釋；最終我們要不斷向自己提問。我們要有心理準備犯錯，我們不可再裝作知曉一切答案，顯然我們不是。」

如何做好這兩點，坦白說，我說不準。卻只知道不少傳媒大眾本能地將連「罷工」都要請假的社工說成「激進」、將像露宿者的保育人士說成「滋事分子」、甚至將和平遊行爭普選說成「搞亂香港」，是極不負責任。我們不斷貶責「激進有罪」。卻又不斷收割上一代激進政治的成果，是否自私了一點？

這星期開始教學，特意把社會運動研究納入課程，希望讓學生反思，默認自己沒有選擇，本身就是一種選擇——你選擇了不去改變現況。而這可能也是香港的激進政治勢力最急切要打破的思想枷鎖。

南方朔觀點－崇禎併發症：自戀型領袖的誤國

南方朔觀點－崇禎併發症：自戀型領袖的誤國

* 2009-12-08
* 中國時報
* 【南方朔】

　北京故宮的後門有小丘，叫做煤山。上有當年崇禎皇帝自縊的那棵樹，原樹兵燬，後人重植，已枝葉扶疏，成了大樹。多年前一個秋日黃昏，我到該處憑弔，繞樹三匝，古木悲風，訴說的都是歷史的悽愴和反覆的愚蠢。

　在此重提明朝崇禎皇帝，並無任何借古諷今的念頭。而是用當代政治學的標準來分析，崇禎乃是所謂「自戀型領袖」的最標準樣本。領袖的極端自戀，小則誤己誤身，大則誤國誤民，崇禎的自戀，就是個「誤」，他「誤」了一切。

　崇禎乃是典型的誤國亡國之君。可是他即位之初不是這樣的。當時魏忠賢濫權，朋黨營私，崇禎立即殺魏忠賢並全面罷黜他的黨羽，看起來很有一點中興氣象，崇禎也自己照鏡子，愈看愈得意，真的以為自己是蓋世無雙的明君。於是由自戀轉自大，由自大變成剛愎自用，刻薄寡恩。明末出了一堆混蛋皇帝及大臣，但他們再怎麼混蛋，還是知道要替國家留一些能吏勇將，去做他們沒有能力去做的事。但自戀刻薄的崇禎自以為是，認為天下只有他是對的，別的人都不盡忠報國，於是他連國家最後的名將熊廷弼、袁崇煥這種人都敢殺。他在位十七年，只相信自己和身邊一群新的奸臣小人，搞到國事日非，民生更苦，最後是貧苦農民造反所形成的流寇，在李自成率領下攻入北京。最荒謬的是，崇禎到了最後還不認為亡國是他的責任！他自縊煤山之前，在衣襟寫了遺詔，仍有「然皆諸臣之誤朕也」之句。自己把天下搞垮，還以為與他無關，都是別人的事。這種混蛋皇帝，真是自戀到了瘋狂昏瞶的極致！

　崇禎皇帝自戀自大自以為是，乃是自戀型的領袖走向瘋狂的極端代表。近代政治學對領袖的自戀人格著墨極多。一般而言，領袖有適度的自戀，把自戀轉化成自尊自重以及催化出的自我能力的嚴格要求，這未嘗不是好事，但領袖病態的自戀卻也所在多有。那種領袖只愛自己，不愛任何他以外的別人，永遠活在自我的良好感覺裡，相信自己永遠不會錯，責任都在別人。當一個國家出了這種自戀型的領袖，老百姓只有「挫咧等」的份了。

　當代知名的領導學專家波耶特（Joseph H.Boyett）在近著《選民進化論》（Won’t Get Fooled Again）裡，有一個專章談自戀型領袖。他指出，自戀型領袖在達到權力的高峰前，由於自戀所創造出的形象很迷人，而且自戀的負面效果還沒有累積到足夠的量，人們普遍會對自戀型領袖寄予過高的期望，因而有利於他快速攀上權力高峰。但到了這時，自戀型領袖的人格及能力特質裡的巨大缺點就會開始暴露，而使他站到很陡峭的滑坡邊緣，很容易快速下墜，波耶特還特別條列出自戀型領袖的許多負面領導症狀，我在此將其中比較有現實性的若干缺點摘要列出：

　──他喜歡刻意表演自己的一些專長，如秀自己的英文，他總覺得自己永遠對，都是別人誤會他、嫉妒他、中傷他；他看不起別人，總認為別人沒什麼，他貢獻最大；他的語言裡，最常出現的是「我」這個字；他沒有同理心也不想有同理心；他不需要了解別人，只要別人了解他；當別人談到他的問題時，他通常都會做別的事，用行為語言表示不耐煩；他喜歡用道德語彙自我包裝，顯示完美；他對年齡與身體有病態的敏感；他不信任別人，只相信小圈子親信；他拒絕別人分享成功，也拒絕承擔過失；他的決策草率但都有理由；他從不肯定下屬，只要下屬效忠。

　因此，自戀型領袖是可怕的，他在自戀裡誤人誤己，誤天下誤蒼生。他搭纜車快速上高山，迎接他的卻是個大滑坡。也正因此，自戀型領袖自己要小心了，必須像拚助選一樣拚著去消滅自己的自戀自大；而這種自戀型領袖的徒眾也要小心了，這種人的自戀自大，乃是他們搖旗吶喊造成的。他們要幫助消滅自戀自大，已不能繼續搖旗吶喊，而應敲鑼打鼓的嗆出不滿之聲，看看自戀自大是否老天爺保佑脫胎換骨！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我国华文教育失败的症结

我为我的孩子做出了另一类的教育选择，那就是到用有学习中文的异地去读书。这地方比新加坡具备了更好的中文学习环境，也有学习英文的条件。虽然英文教育会比新加坡逊色，但是英语是比较容易学上手的。

如果我们要有选择并不是没有，但是代价非常大。
我本身就为我女儿做出了这语言教育的选择，让她在异地读书，从幼稚园开始。许多朋友甚至政治圈的人物都非常困惑为何我会做出这样一个代价非常的选择，但是我还是坚持了我的想法。

学习语言不止是fun不fun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切身运用的问题。在新加坡你走在街上，很难会看到几个华文字，这对一个学童来说根本就是潜移默化的暗示中文并不重要，或者是中文只是课室里应付考试的学科，甚至是一个令人乏味的学科。

所以我坚持让我的孩子到一个处处有华文字的地方学习。这地方到处也有英文字，所以我并不担心她会失去学习英文的机会。学习英文毕竟比学习华文容易，因为华文是象形文字，英文是拼音文字。学习华文需要更多视觉的接触才能牢牢的把文字注入记忆。

我很庆幸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如今我女儿读写中文字的基础超越一般同龄的新加坡学童，虽然英文基础稍微弱一些，但是要赶上并非难事。

生长在一个缺乏选择的国度里，我们必须要有更大勇气去作出非一般的抉择，甚至是周围亲朋好友都觉得匪夷所思的选项，才能冲出愚钝政策的枷锁。

我是不服这傲慢的自大和自以为是的执政党！

这关乎我下一代的教育和幸福，我怎么也不会妥协的。我可以留在新加坡为国人奋斗，试图为人民争取够多福利，但胜败谁也说不准。输了我大可一走了之，毕竟这是人民最终的选择，我也无怨无悔。但是要我孩子继续活在这独裁，任意拿各种事物来要挟人民的执政党的统治下，我是死也不会愿意的，更何况是关乎我下一代教育的方向，更不可被他们那误民愚民的政策给害了。

没办法，只有选择那一条路了。

吴明盛


我国华文教育失败的症结

● 王昌伟

文化视角

　　据报章报道，李光耀资政认为政府早年在推行双语政策时走错了方向，那是因为他错误地以为，只要智力相同，人们就能学好两种语文。

　　其实在我国，即使不是每个人都能精通双语，能学好两种语文的人为数并不少。根据个人的观察，在我们这一代受过大专教育的人当中，精通华文的人一般也能自如地使用英文，但精通英文的人却往往无法有效使用华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华文比英文难学，而在于我国华文教育的失败。

　　我们的双语政策的确是走错了方向，但我认为问题并不出在我们高估了学生同时掌握双语的能力，而恰恰是我们在华文的学习方面，太过“纵容”学生，太过为他们“着想”。

　　李资政经常以他学习华文的经历作为例子，说明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精通两种语言，那我也想谈谈自己学习双语的经历。我的华文程度和李资政的英文程度一样，都达到母语(native language)的水平，但我相信我的英文程度应该比李资政的华文程度高。虽然不管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我的英文还存在瑕疵，但在日常的沟通之外，我还能用英语授课，能用英语发表演讲和与西方学者讨论高深的学问，也能用英文出版学术专著。

　　这绝不是因为我比李资政聪明，也不是因为我对英文有多热爱；相反的，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我从小对学习英文就有强烈的排斥心理，总觉得自己身为华人，为什么需要被迫去掌握一种不属于自己的语言。但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下，不管你喜不喜欢，英文水平跟不上体制的要求，就随时会被淘汰。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容不得你选择。

　　记得求学的时候，上英文课是一项苦差，几乎把上学的乐趣消磨殆尽。李资政说，双语政策所犯的其中一个错误是没考虑到讲英语学生的心理，但一直以来，我们的英文教育也从来没有考虑到讲华语学生的心理。不过现在回过头去，我反而感激我们的教育体制不但没有纵容我，还不断设立更高的标准，让我即使心不甘情不愿，但为了生存，还是不得不设法达让自己的英文达到不断提高的要求。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

　　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够打下一定的基础，让英文成为今天发展事业的一大助力。可以想像，如果当年的教育体制对我们这群讨厌英文的讲华语学生特别“关爱”，处处为我们“着想”，只要我们一觉得困难就降低程度来迎合我们，那我自然会产生一种侥幸的心理，更不可能会认真学习英文，等到日后真正需要使用英文的时候，就会陷入“书到用时方恨少”的窘境。

这正是我们的语文政策的最大错误。和李资政的认知相反，我们的双语教育，从来就不曾假设一般人都能同时学好双语。当年除了在少数的几所特选中学，华文都是被当成第二语文来教授的。即使后来在更多的学校开设了所谓的高级华文，其程度之低落仍然是有目共睹的。

　　李资政说，目前的挑战是通过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方法，让他们喜欢上这门语文，并在学生身上打下一定的华文基础，让他们日后如果到了中国等需要使用华文的地方工作，即使一时生疏，很快就能重新掌握。

　　这话固然没错，但我们的华文教育，是否真能为学生打下一定的基础？我曾在《特选中学计划成功了吗？》（2007年8月8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一文中举出血淋淋的例子，说明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目前对学生的华文水平的要求，就能为他们打下一定的基础，无疑是在自欺欺人，更遑论继续顾及学生怕难的心理，进一步降低要求。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这句话说明的道理显然是不难理解的。

　　利用富有创意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对华文的兴趣当然非常值得鼓励，但我们的错误，就在于以为降低要求是提高学生学习热忱的先决条件。从第二语文到华文B、到用英语教华文、到只需认字不必写字，这样一步步退让，也许当下能讨好学生，但等到学生日后需要运用华文的时候，他们是会恨我们耽误了他们的。

　　李资政还举出美国第二代中国人未必能学好华文作为例子，说明要学好一种语文必须先从抓住学生的兴趣开始。但我们的社会和美国其实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华人学习华文缺乏有利的环境，而我们的学生即使出生在讲英语的家庭，在生活中，从日常的交谈到流行歌曲到影视节目到报刊读物，还是不缺乏接触华文的机会。新加坡社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让学生不管是出生在讲哪一种语言的家庭，都能随时随地接触双语。重要的是，我们不要通过错误的教育政策人为地去摧毁这样的环境，把新加坡变成一单语的社会。

　　我们常说，教育乃百年大业，肩负为国家培育英材重任的我们，能不慎思谨行？

作者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郭铁成：民主是我们生命的尊严

文章来源：香港、凤凰周刊


提出"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这种问题，自然不能说有错，但总觉得有些"文不对题"。因为"民主"并不是"好"或"坏"、"有用"或"没用"的问题，它是我们生命的一种渴望，一种需求。正如吃、喝、拉、撒、睡，正如人的"七情六欲"，你说它们"好"还是"坏"，"有用"还是"没用"？我们需要它们，是我们的生命离不开它们，一旦离开，生命就要受到致命的阻遏。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不是我们的生命需要它，它就是再"好"、再"有用"也与我们不相干。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民主"的要求属于历史；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权专制主义，没有民主，国人也照旧过来了，怎么能说民主是人生命的需求？

当然，民主作为人生命的需求，并不如吃喝拉撒睡、"七情六欲"那样简单，它是人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一种精神需求。这个阶段的标志，就是个性、主体、自我这些个体性的觉醒。在西方，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发展到"启蒙运动"时期蔚然成风，在中国则要晚到20世纪初，至"五四"时期形成一个高潮。陈独秀的一段话对于这种"觉醒"的表述是最清楚的了："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于是他揭橥了"民主"的大旗，尽管此时他对"民主"的要义还"不甚了了"（胡适语）。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民主首先都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性问题。就是说，人类并不是根据民主"好"还是"坏"、"有用"还是"没用"来建构"民主"的，而是依据实际需要有了民主实践，才渐渐有了理性的认同和理论上的研究、探索和明彻的表述。后者又进一步推动了民主的自觉建设。

那么"民主"到底是什么？今天，人们对民主理论上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再重复这些已经成为人类常识的理论实在没有多大意义，不如把民主的问题还原为实在的生活。在这里我愿意引用龙应台女士的一段表述：

" 民主，就是手上有一本护照，随时可以出国，不怕政府刁难；民主就是养了孩子知道他们可以凭自己本事上大学，不需要有特权；民主就是发表了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账；民主就是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身份；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民主就是到处有书店，没有任何禁书而且读书人写书人到处都是；民主就是打开电视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凛然地说谎；民主就是不必为了保护孩子而训练他从小习惯谎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种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因为它不是赐予的。"

所以，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只是少数服从多数，只是" 好东西"、"坏东西"的问题，"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见龙应台《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是你觉悟的个体生命一刻也离不开的生命需要。这也可说是民主的"实质"。当然可以研究实现它的各种途径（包括程序正义的问题），但这种"实质"，却是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你如果有兴趣特别想分解一下，也可以看到，这里其实就是自由、人权、平等、多元、法治。于是我们又可以说，民主与这些具有核心意义的价值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说到家它就是这些价值在体制上、制度上、方式方法上的体现。即如阿克顿勋爵所说："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民主？因为民主意味着让人民大众享有自由。"脱离这些价值谈"民主"，必定越谈越不得要领，甚至走到民主精神的反面去。

中国1950年代到1970 年代的30年间，尽管用"阶级论"解构"民主"，把"民主"与"资产阶级"连结在一起，并以"无产阶级民主"的革命实践取而代之，但"粉碎四人帮"和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人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要求与"五四"曾经高扬的"民主"大旗联系起来。这时，我还可以说，因为几十年"断裂"的缘故，有关"民主"的真义，国人还是"不甚了了"，有关"民主"的理论更是思想上的空白，但有一点他们是再清楚不过：他们要过一种生活，这生活就是为了活命，他们要一点生产上的自主权（可以想一下，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20名农民为"包产到户"所按下的血手印）；这生活就是不会因为"出身"而被剥夺生活基本的权利，不会因为有一点个性和独特性，就被作为"资产阶级"加以批判，因为发表一点意见和观点，就沦为"阶下囚"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读书、求知就被扣上"白专"的帽子，因为做学问、有学识，就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生活就是偌大中国不要一个人说了算，天是一个人的天，地是一个人的地，十几亿人的生命和生活由一个人来操纵，连"共和国主席"都无以自保，死于非命；这生活就是我们至少能活得像个人样，不至于唯唯诺诺、战战兢兢，整日生活在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群众"以"革命的名义"光顾你的家庭，抄毁你的书籍，拉你到批斗现场，给你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把你驱逐到"牛棚"，流放到举目无亲的地方，经受"炼狱"之苦�目志逯校??

应该把人们这种有点卑微的诉求叫什么呢？这种生活是不是人的一种起码生命需求？如果承认人这种生命的渴望和祈愿是合理的、正当的，也是不可遏制的，那么怎么实现它？这时，能不接触"民主"--也就是广大人民做自己命运主人的问题吗？

我最讨厌的就是一些貌似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脱离人民大众最质朴，也最有力的生活实践，把最生气勃勃、贯注着生命气息的生活抽空为干巴巴的"理论"，在那里煞有介事地"见仁见智"。岂不知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已经远离真正的学问了。

举个小例子来说吧。1967年8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造反派"押到中南海的批斗现场，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残酷批斗，又被押回办公室。这时刘少奇"疲惫已极，余怒未息，立即按铃把机要秘书叫来"，"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辞严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么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说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见刘平平、刘源、刘婷婷：《我们的父亲刘少奇》）刘少奇的"抗议"很有力度，是自身的遭遇让他想到了"公民权利"--也就是民主这个根本性问题。可见"民主"原不是知识分子书斋里的"学问"（只是可惜他的意识晚了一点，如果1957年"反右运动"时他就有了这种"觉悟"，并能提出"抗议"，也许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了）。

我还举个小例子来说明问题。散文家筱敏在《成年礼》一文中，写到自己"1974年深秋的某一天"，在街头读到一张《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字报的情景：

" 我站在人群里，默默地读完了它，走出来。接着又回到人群起始的一头，再次从第一个字开始。天昏暗下来，人越聚越紧。有人划着了火柴，这边的一枝熄了，那边的一枝燃起来（那时的火柴是凭票限量供应的）。一个女孩一手扶着一位老者，一手举着手电筒，一个字一个字念给半盲的老者听。人群慢慢挪动。离开人群的时候，我才知道下雨了，深秋的冷雨，细细地斜飘着。"

文字是质朴的、动人的，而更动人心魄的，还是那情境。如今，你看到什么书、什么理论产生过如此巨大魅力和感召力的？那简直是一首凄美而壮丽的诗篇！人们不是在读，而是在用生命、用心灵在感悟、在诉说。你可以从那街头的阅读大军中感受到伟大的历史脚步正从暗夜中"咚"、"咚"地走来，悲壮、沉实、充满力度。我也读过那大字报中的文字。今天看，或今天从"理论"上看，自然已不足论，但那大字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文革"的实践出发，点燃了一个蠢动于人们心中、被人们用生命和苦难体验着的"问题"。它一下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和理性，打通了历史，让几十年前就飘扬于人们心中，却"不甚了了"的那面"民主"旗帜，一下获得了真实的意义。

筱敏是把读到那张大字报的一天，视为自己的"成年礼" 的。我想，"五四"的"民主"对中国人来说，可能实际上只有相当有限的"启蒙"意义，真正使中国人成长起来的还是"不民主"的痛苦。经历了种种"不民主" 的苦痛和折磨，人们才会切实明白，民主其实不是别的东西，它就是我们生命的尊严。

而我要说，一个带着强烈生命尊严感、追求民主的民族，才是真正有出息的民族。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31期，作者：郭铁成)

六四感想---面对和正视历史

今天接到两封由同样一人所发的电邮。第一封说有关当局不允许他的艺术团体运用艺术剧场“电力站”举行中国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纪念集会。我本身就笑着回电邮说报业控股的早报不久前举行了五四运动纪念会，还请了中国学者来大谈以往行动党大力打击的“共产党恐怖分子”头目，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如今却对六四纪念活动如此畏惧！难道行动党现在只允许唱好以往憎恨入骨的“共产党恐怖分子”而不许人民数落这“共产党恐怖分子”的六四屠城的历史事实吗？

过了不久，这人又来一封电邮，说有关当局改变了原来的决定，有关活动可以继续在“电力站”举行。这活动其实是全世界同步举行的纪念六四的活动，所以我们预计有关当局可能考虑到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议论，所以才改变主意了。再说，主办者也在接到第一道“圣旨”后，便立即申请到芳林公园演说者角落举办有关活动。如果把这纪念六四的活动搬到户外，可能会有更大的“杀伤力”！

其实对我来说，拥有不同理念的政治人物并不代表他们就是牛鬼蛇神，是什么“恐怖分子”。在许多民主国度里，他们也允许共产党参与他们的民主大选，这包括日本和许多欧洲国家。甚至美国还是允许信奉共产主义的政党注册为正式的政党。民主制度本来就是多元化和具有非常有包容性的特质。

但是，就如我教我的女儿一样，不要只认为当“兵”的就是好人，当“贼”的就是坏人。不要以这种简单的标签来评定人的好坏，而是要看看他们的言行和作为。最基本的就是要公正无私、公平、合情合理，还有要有正义感，才能裁定一个人的好坏。所以共产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不管任何人打着什么旗帜，最重要的就是要认清每个人的真伪。

可是，我们最起码应该做到的是，认真面对我们的历史。是非对错，都必须以真实的心去感受、体会和认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民都必须有正视历史过错的道德勇气才能使他们的文明得到进一步的升华。每一次日本人试图篡改历史，扭曲历史事实时，我们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民都会很愤怒。如果他们坚持“没有南京大屠杀”的话，我想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那些经历过日本侵略的人和他们的后代都会大声抗议。但是如今在中国，甚至香港都会有人说“六四没有流过一滴血”，那么我们这国际社会是否也应该群起抗议这完全藐视历史事实的荒诞谬论呢？

我们姑且不论六四学生运动的对与错。任何有血性，理智和头脑清醒的人都会得到同样的一个结论，当权者用军队，冲锋枪和坦克大炮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这简直是冷血屠杀！这连小孩子都会认为不正确的事情，怎么还会有人去千方百计狡辩呢？

其实，从以往到现在当权者试图掩饰、漂白，甚至不让新一代中国人去真正认识这段丑陋的中国历史，我们便不难发觉其实他们是心虚！他们跟日本人一样心虚！只有心虚的人才不敢说真相，勇敢地面对他们的历史过错。有位中国朋友说得好，日本在南京大屠杀和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六四屠城是有很大的分别。日本人当时是侵略者，他们是敌人对中国人民做出屠杀恶行，但是中共是以“人民解放军”去屠杀自己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这是多么的讽刺啊！

中国共产党也是由学生运动斗争起来的，但它却用连袁世凯和国民党蒋介石都不敢用的屠杀式的镇压手法去对付自己中国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员必须认真面对的历史事实，正视它的罪恶和自我检讨它在这几十年执政里所犯的最严重过错。其实我相信许多人，包括受害者的家属只需要中共中央承认这个政治错误判断，平反六四运动，就是这么简单而已。以前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更是无数，也不只是一个平反，一个正视历史错误的检讨便能安抚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吗？

再说，一味把学生运动说成外国帝国主义阴谋论是试图抹杀历史，漂白和遗忘当时学生和中国人民对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权贵贪污腐败的现实有强烈不满的申诉。而至今中国还是面对八九年同样的社会问题。贪污官员还是一大箩，社会贫富矛盾还是非常尖锐。

刚温习唐代历史。唐太宗李世民在他最得力的助手，魏征宰相去世时说，“以铜为镜，可以端正衣帽；以历史为镜，可以知道国家兴衰的道理；以人为镜，可以发现自己的过错。”
历史是我们文明的一面镜子，试图遗忘、歪曲和篡改历史就是把这面镜子变成曲镜。曲镜会把胖的看起来变得瘦，颠倒是非，对于治理一个国家，就会存在着很大的潜在风险了。

回头看看新加坡，我们何尝不是不敢面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尤其是那对行动党来说不是很光彩的历史！那充满白色恐怖的1970年时代，那世界上没通过法庭审判而关得最久的政治犯，那许许多多以内安法令无理扣押政治对手的例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科书里通常只会提到莱佛士登陆新加坡，二次世界大战至到独立，然后就奉承现在的执政党歌颂功德，丰功伟绩的“历史”。也刻意抹杀了其他许许多多对新加坡社会建设有巨大贡献的人物，如陈六使等，就因为他们跟当时的执政党意见不和，甚至抬杠，不认同他们的文化政策等！这是新加坡的悲哀。我们必须认真的去面对我们这一些历史事实，就算是对现在执政党有点不光彩，我们也必须去正视，从中学习然后对这政治体系的不足做出调整，这才对我们的后代建设更好的文明社会打好基础。

我是一个相信人终究是会有缺点的，因而相信在没有十全十美的圣人的人类政治社会里，我们就必须有自由民主制度来制衡人类丑恶的贪憎痴。纵然我认为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上做出了非常严重错误的政治判断和决定，但他在我的政治认知中还是属于一个伟人。对新加坡政治人物也一样。纵然我觉得他们在那1960和70年代里做了许多不光彩的事情，我还是会尊敬这一些先驱人物。原因很简单，人非圣贤，谁能无过？

但是，我最不能忍受的是，政治人物或政党为了自己的面子问题而刻意去试图遗忘、歪曲和篡改历史，这是对我们的后代做出最坏的事。一个没有真正的去面对自己的历史是不会有文明的进步的。

吴明盛

我们的历史在哪里？ ——观音乐剧《天冷就回来》有感

我们的历史在哪里？ ——观音乐剧《天冷就回来》有感

（2009-05-23）


● 王昌伟

　　近来打算开始着手研究新谣，从中追溯新加坡建国后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进程，于是去观赏了打着梁文福新谣旗号的音乐剧《天冷就回来》（以下简称《天》），但看完之后，却有一股很强烈的焦虑感。

　　尽管歌曲和剧情的配搭略嫌牵强，感情的处理也有不太细腻，但作为一个以励志与爱情故事为骨干的商品，本剧自有其成功的地方。令我感到焦虑的，是《天》无意中呈现出来的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危机。

　　剧名所示，《天冷就回来》要描述的是在国外闯荡的游子对“家”的归属感。但“家”是什么？《天》的文案这么写道：

　　“当爱人小静去世，阿乐背着行囊，独自来到纽约，追求自己狂热的音乐理想。在异乡的街头，他遇上了阿强，共同的新加坡腔，共同的追求，建立起了阿乐和阿强的友谊……”

　　因此所谓的“家”，就是新加坡，而制作群的商业策略之一，显然就是要借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来引起观众的共鸣。

　　但令人纳闷的是，全剧中出现的新加坡元素，就是几句被生硬地安插进去的“新式”语言，以及一两首具有本土色彩的歌曲。除此之外，“家”中能够系住阿乐的心的，就只有他对小静的爱情，而剧中的新加坡场景，就只有葬着小静的墓园，以及剧终一闪而过的市容。

　　换句话说，这个“家”可以是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新加坡作为“家”的意义，在《天》中显得苍白无力，可有可无，即使制作群安排演员在全剧结束谢幕后合唱《新加坡派》，也唤不起一丝作为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的共鸣与感动。

新加坡的历史人物缺了席

　　在我看来，剧中最具讽刺性的一幕莫过于阿乐为一群新加坡移民的孩子上课。当孩子们要求阿乐教他们历史的时候，我们的男主角很尴尬地说，他最不懂的就是历史。当然，这个安排主要是为了引出《历史考试前夕》这首歌，但却了无意中道出了《天》的困境，以及岛国当前的尴尬。

　　是的，我们这一代人最不懂的就是历史，包括自己国家的历史，因此当我们要建构身份认同的时候，我们就不知该从哪里取材。
　　回想起我在官方教育体制下受教育的过程，我对本国历史的认识，只停留在莱佛士登陆、日据时期的苦难，以及人民行动党争取独立与把新加坡建设成一现代化国家的功绩。

　　我们对从1819年到1940年代这百多年间岛国历史的认识，几乎一片空白，而出现在风起云涌的五六十年代，和官方不同调的声音与运动，不是被否定，就是被边缘化，当然也无法进入年轻一代的历史记忆中。

　　政府多年来经济挂帅的“务实”政策与教育方针，更导致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新加坡年轻人对岛国过去的文化建树一无所知。

　　在阿乐为孩子上课的那一幕中，舞台背景是一座教室，墙上挂着一些历史名人的画像，包括孔子、鲁迅、马丁路德金、爱因斯坦、贝多芬等等。我当下的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没有诸如丘菽园、林文庆、陈嘉庚、陈六史、朱比赛、许云樵、张荔英等本地的思想文化名人？

　　当然，这些新加坡名人在世界史上的影响力是比不上孔子鲁迅的，但在一部强调新加坡身份认同的戏剧中，我们自己的历史人物却缺席了，这不是很讽刺吗？

本地校园音乐本来也有段历史

　　我想这就是《天》的困境。也许有人会说，《天》只是一部商业剧，不需要也不应该要求它具有历史意识，但这恰是问题所在。历史对一部意图刻画身份认同的戏剧作品而言，应该是很有商业价值的。

　　吊诡的是，《天》的制作群如果真把上述本地历史人物的画像挂上，也许更会让观众感到一头雾水，因为观众也许根本就不认识他们，根本就无法引起共鸣。从商业的角度考量，岛国的历史对制作群而言，根本就派不上用场。

　　在历史记忆被剥夺的情况下试图建构身份认同，无异于缘木求鱼，最终只能诉诸于表面的新加坡腔，至于男主角对这片土地的归属感，更只能建立在虚无缥缈的，“放诸四海皆准”的爱情之上。就如《天》的文案只能这样说：“这里只有天气，没有季节，但这里有爱，有情……”


　　其实，这里也有历史，也有文化，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而被腰斩删除了。犹记得新谣的第一个卡带《明天21》的第一首歌叫《沙漠足迹》，我们几乎可以把这视为当年新谣创作者的宣言：
　　曾经这里是沙漠一片

　　曾经这里是荒芜一片

　　歌声不曾飘扬　音符不曾存在

　　曾何几时曾何几时

　　沙漠里印下了足迹

　　曾何几时曾何几时

　　足迹无尽地伸延……

　　在当年这些新谣创作者的记忆中，“这里”一直都是一片荒芜的沙漠，直到他们的出现，才给这片土地带来了音符与生命。少数较有历史感的创作者会强调，新谣的其中一个源头是前南洋大学的诗乐活动。虽然我认为两者之间并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诗乐的存在，就足以证明本地的校园音乐文化，在新谣之前并不是一片空白的。

　　可是我相信，对当年的许多创作者与听新谣长大的年轻人来说，诗乐根本就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于酝酿诗乐的那个年代，我们当然也不甚了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传灯》一传到彼岸就不再回来。

　　被我们这一代人所遗忘的，不止是诗乐。有一首新谣叫《我们的歌在哪里》，我想我们今天应该追问的是，我们的历史在哪里？没有了历史记忆，我们该如何建构国人的身份认同？我们将来的文化，该建立在什么之上？


作者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台湾健保是全球典范

The following is a news article on Taiwan's Medical Insurance Scheme which is deemed as the most successful one in Asia, second to Sweden in the whole world. Yes, they do not need a multi-million annual salaried Heath Minister to come up with this. They do not need Health Minister to suggest vividly that citizens looking for cheap medical care should go across the causeway.


新华网消息最新一期亚洲周刊发表童清峰的文章指出，台湾健保制度被认为是全球典范，从医疗需求、医疗供给等项目，都获称赞，在国际排名第二，仅次于瑞典，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医生卖力、医护人员薪水低、医疗纠纷少及赔偿有限，还有医疗事业大部分公营，便于政府控制。

报道说，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曼（Paul Krugman），曾于《纽约时报》专栏大赞台湾健保制度，要美国人效法。

克鲁曼认为，台湾健保制度可“提供美国全民在经济上纳保的范例”。强调短短的六年间，台湾人民的健保纳保率快速成长，从不到六成冲到九成七。而且“台湾全民纳保的成本很低，考量人口增加和收入成长，就算整体医疗费用有任何成长，也不多”。

台湾健保制度于1995年3月1日正式实施，是国民党时代连战担任“阁揆”时最亮丽的政绩，它以被保险人口投保率高、投保费率低、给付范围广及就医方便而闻名于国际。台湾健保统合工劳农保医疗给付，建立单一体制的全民健康保险，采行单一支付管道，实施总额支付制度。

全民健保具有社会保险的精神，即所谓风险分摊，在自助互助的基本理念下，年轻人赚钱分担老幼的医疗风险，达到年龄族群和世代互助，而且形成庞大健康资料库，便利卫生研究工作；而行政费用维持在百分之二以下，因而极受国际推崇。

《经济学人信息部》（EIU）在2000年就医疗需求、医疗供给等项目，将台湾医疗保健评为世界第二，仅次瑞典。美国广播公司在 2003年制作节目盛赞台湾的健保，指出每人每月平均付20美元的保费，每次看诊平均付挂号费4到10美元，就可以到特约医院找任何医师看病。近年来，来台湾取经的国家不下50个。

台湾健保堪称价廉物美，民众根据薪资多寡，每月只要付少少的钱，即可享受到各样的医疗服务，不论贫富贵贱，去大医院或小诊所，所受到的医疗服务全都一样，一视同仁，有钱人纵使想多付钱获取额外服务，也不被允许；而且就医便利，医院、诊所到处都是，自己可以选择要在哪里就诊，无须医师指定。

健保不是被保险者付费而已，企业和政府也都要分摊，台湾公司行号有替员工加劳保就一定要替员工加健保，因为两者的加保金额都是以劳保加保金额为依据，且健保是跟着劳保走。现行法令规定雇主每月为员工负担之健保费为六成，员工与眷属自付三成，政府负担一成。

台湾健保投保金额采取分级制，根据薪资等级分为十组，例如月薪最低在1万7280元（约合500美元）以下者，每月缴纳600元；月薪最高13万1700者，每月缴5400元。

外劳也被纳入健保

由于全民健保是强制性保险，无论何人都必须参加健保，包括留学生、移民者，甚至外劳等都纳入。它主要的精神是“大病看大医院，小病看诊所”，任何人看病，除了支付挂号费外，病人还须分摊部分的医疗费用。

前民进党“立委”沈富雄前年在台大医院动了心导管手术，住院四天，装了一枝血管支架，他只付了新台币近2万元，健保帮他付了几十万，若无健保，同样的手术得花费一百多万元。

台湾健保“太便宜了”

医师出身的沈富雄，是当年“立法院”中少数被公认对健保下过工夫研究者，他指出，台湾每个人所缴的健保费大概是美国的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太便宜了”。

台湾健保是哈佛教授萧庆伦的构想，这个构想是参考加拿大单一保险人制度，但加拿大的健保基本上是失败的，为什么台湾能成功？沈富雄分析指出，第一、台湾的医师太卖力了，不少医师一天至少看120个病人（美国平均约30个），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其次，台湾医事辅助人员，医师除外，如护理人员、物理治疗师、营养师、心理复建师、药剂师等，用的人数相对少，薪水偏低，以护士为例，台湾护士薪水约美国的五分之一。第三、台湾医疗纠纷频率不高，医病关系很少诉讼，即便打官司，医师若败诉，赔偿金额也不高，误诊致死者，顶多赔一百到二百万台币，甚至一百万以下。第四、在美国医疗事业都是上市公司，盈亏压力大，台湾医疗事业不准上市，绝大部分是公营，有政府补贴。

相较之下，加拿大健保就没有这些优点。沈富雄指出，主要是加拿大没有效率，病人如要开一个不紧急的刀，如大腿髋关节手术，至少要排六个月以上；台湾如要开同样手术，一个礼拜就搞定。

沈富雄透露，几年前香港一度考虑采用台湾的健保制度，萧庆伦曾赴港解说，他也受到咨询实地赴港考察，最后他建议不要，港府也接受他的说法，“我觉得不要是对的。”因为这个制度只有在台湾才会成功，搬到全世界都会失败，“这是台湾特殊情况下产生开花结果的东西”。

香港制度介于台美之间
沈富雄表示，香港不适合效法台湾健保的原因，包括“香港医生没有台湾卖力、辅助医事人员比台湾多、薪水比台湾高、医疗纠纷比台湾多。”他说，香港制度介乎台湾与美国之间，美国的坏处它都有，没有美国严重，台湾的优点香港没有，例如台湾的医生勤苦耐劳、台湾医疗纠纷赔的不多，医疗事业没有上市等。

沈富雄并批评克鲁曼是个外行人，克鲁曼虽然是自由派，但心中有社会主义的色彩，所以他不完全排除政府的干预，但台湾健保是单一的提供者，比较听从单一的政府体系，而不是众多保险，而是单一保险，单一保险就是政府的角色。他只看到台湾健保的美，却没有看到内在的隐忧，因为台湾健保奠基在会崩盘的架构上，这就是要改革的原因。

政府每年健保支出近四千亿台币，但医疗专家批评每年医疗浪费达百亿元，导致健保年年亏损。沈富雄指出，健保的隐忧在于“我们收的钱的成长率不如开销的成长率”，所以每次拉成平衡，三年后就不平衡了。换言之，支出永远大于收入，因为没有节制，“没有自由市场的精神在里头。”台湾人喜欢逛医院，一个小感冒也要到大医院；有的妈妈早上带小孩看内科，如果病情未明显改善，下午再去看耳鼻喉科，在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健保开销之所以居高不下有一个很重要因素是台湾人有吃药的习惯。去年一年健保药费支出达1250亿台币，较前年成长6.9%，其中台湾人吃最多的是治疗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的药物，去年吃掉323亿台币；十大健保药物排名第一的是具有降血压与保护心脏功效的“脉优”，已蝉联八年冠军宝座，一年就吃掉44亿 862万元。

台湾健保肩负着全民健康的使命，虽然官方宣称民众的满意度高达七成，却无法摆脱亏损的隐忧，如医疗资源有限、健保支出已超过保费收入等，不禁令识者忧心台湾健保究竟还可以撑多久。

台湾健保有可取之处，但不能光看它外表的花朵美丽而全盘移植，必须深入研究其特殊性，截长补短，方能避免亏损，促进全民健康。

PAP Cha Cha - One Step Forward Three Steps Back.

I have just watched the news on the proposed PAP law on political films and illegal gatherings. I have very mixed feelings at first but that lasted only for a mere 5 minutes and thereafter I begin to feel amused again by PAP's policy of micro management.

The thought of the Cha Cha dance comes into my mind straight away and yes, it is PAP's Cha Cha with its monopoly of power again. While it tries very hard to "mitigate" the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the New Media, it also tries very hard to make itself looks good. Well, it tries to show Singaporeans, especially the young ones, that it is willing to "take a step forward" in "loosening up" on such rules, but in actual fact, it is taking THREE STEPS backwards in TIGHTENING the screws that the New Media has loosen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as well as Freedom of Information Flow!

Incidentally, just minutes after I recompose myself from such amusement, Martyn See has sent a note to me via facebook. Yes, he has exactly the same thought I have with regards to the issue on political films. PAP's INTOLERANCE of the "mocking nature" of some creation of its critics in Youtube has prompted it to implement such rules on political films. The spin doctors of this very establishment will go around to boast about the "OPENNESS" of PAP for the coming few days but in actual fact, what the PAP government tries to do is to try to erase away all those grey areas and deprive its Internet Critics a platform to dance around. But of course, the PAP policy think tank will have to hoodwink Singaporeans into thinking that PAP is actually "loosening up" when in actual fact it is trying very hard to tighten it up.

Singapore has the most absurd laws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his new era of multimedia, it actually restricts politicians and Singaporeans in the form of media expression. For example, why do we have such strange rules on "no animation" in political films? I guess the next possible ruling would be political films should be all dry and high with no jokes and satire expressions allowed!

The truth is, such absurd rules have existed in other forms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For example, when the rock and roll bands are so common in the 1960s, the law on political rallies during elections are banned from using songs, music and any other kind of entertainment means. Luckily it does not ban opposition politicians from speaking during rallies and force them to use sign languages!

This law has its politic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For the benefits of my younger readers, I will have to dealt with some political history of Singapore here.

The leftist movement that helped PAP in bargaining against British Colonial rule has used songs and music very effectively in motivating and mobilizing its supporters in big and small rallies. The most active anti-Colonial movement existed in Chinese school choir and drama groups. Of course the communist elements have infiltrated into such organizations but not all of them are communists. They are just students and educated people back then trying to mobilize the Colonial subjects to protest against the 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Of course, PAP leaders back then have ride on this wave of anti-colonial movement to come into power. However, there was a break in the different factions within PAP back in 1963 when the faction that Lee Kuan Yew led, decided to have a merger with Malaysia so to break away from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 Malaysian Malaysia was the slogan of this faction. But the other faction resisted and break away to form the Barisan Socialist party.

History has proven that that the Barisan Socialist faction is right about the merger with Malaysia. It only took two years for the merger to break. This is a great moral challenge against the PAP leadership back then. It created a serious doubt on the PAP leadership's political judgment but the next thing you know, Operation Cold Store was executed to round up all those ex-anti-Colonial fighters whom most of them are in the Barisan Socialist party. They were conveniently labeled as Communists and arrested under ISA without trial.

There may be a big grey area between Communists movement and the anti-Colonial movement. All Communists are against Colonial rule but not all anti-Colonial people were communists. It was due to this blurring perception that PAP back then was so successful in putting the Communist labels on almost all its political dissidents. After Operation Cold Store, the General Elections was called and naturally, with no strong dissidents left to contest against PAP, PAP won a landslide victory.

It was under such political background that PAP decided to eliminate the most effective tool of its dissidents which anti-Colonial elements has used against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rs, songs, music and drama. Right from the late 1960s throughout the whole of 1970s, we have experienced more than a decade of WHITE TERROR rule. Any artistic creations of songs, music, playwright, books, essays, poems and dramas etc that suggested any slight anti-establishment sentiments will be termed as "communist". It will be banned immediately and its authors and groups of people behind such creation will be asked to "limp kopi" (Hokkien dialect term for drinking coffee) in Internal Security Department. Many of these people were locked up in ISD without trial for weeks and months, if not years or decades.

This has resulted in Singapore becoming a cultural desert in contrast with its cultural vibrancy back in the 1950s and early 1960s where we are the Gem of Cultural revival of Southeast Asia. We were the hot bed of artistic creativity whereby many classic movies were made in Singapore instead of Hong Kong before this rule of White Terror came into play.

I have gone into length of this piece of Singapore's history to illustrate a simple fact of PAP's monopoly of power. PAP could only monopolize power via its tight control of the media as well as the suppression on the creativity creation of the people. Freedom of Expression was curtailed at a huge social and cultural cost, just for the perpetuation of PAP's monopoly of power.

This simple mindset still exists today with the latest additions to its effort in trying to control on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on the New Media, Internet. Of course, it has to be done in the guise of "openness", so to speak.

Beside changing the political film act in a bid to eliminate grey areas for other people to dance around, I believe that it is a change in law so that PAP sets to allow itself to use the New Media in the coming Snap General Elections. It has to "fight back" the overwhelming anti-PAP sentiments expressed in the New Media in the form of home made videos. Thus, it chose to limit the space for its critics while pathing the legitimate way for its own use of the New Media. At present, the political film act has unwittingly tied up PAP's hands in using Youtube and the New Media in its campaigning effort. The latest move IS NOT A SIGN OF OPENNESS but rather A MOVE TO UNTIE PAP's HANDS WHILE MAKING MORE RESTRICTIONS FOR ITS DISSIDENTS, CRITICS AND POLITICAL OPPONENTS. It is basically a ploy in laying the "FAVORABLE GROUND RULES" for PAP to enter into the New Media Battle Ground.

I would not be surprised that PAP will flush the Internet sphere with all sorts of political films of speeches and political messages once the General Elections is being called. PAP has the resources to get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team to do up all the films needed for this New Media campaign.

I have told many of my comrades that the BATTLE GROUND for the next and future General Elections will be fought over the New Media. I have been preparing for eventuality of the usage of the Youtube in the coming election campaign. If you have studied PAP's political behavior well, you would notice that PAP will always try to put up new rules or laws that are advantageous to them or to eliminate strong opponents' participation right before they go for elections. This will be no exception and yes, this is a BIG SIGN that PAP is really preparing for a Snap General Elections.

If PAP is all for OPENNESS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why would it restrict people to film "illegal political activity"? It does not want people to know the truth on how the police treated these political dissidents via the net? This is definitely not a World Class mindset but rather, a Third Class dictatorial mindset similar to the Burmese Junta's brutal suppression of dissidents and the restrictions imposed on those who "leaks" out the "TRUTH" of what is really happening during that period!

Only a CLOSED MIND government would not want people to know the TRUTH of what is happening on the ground, whether it is legal or illegal political activities. They could ban or control the conventional press and media from giving an independent account of such events but they are helpless in preventing others to video taped it to put them up on the net! Thus, this new change to the present laws comes about, NOT in the spirit of OPENNESS or with any respec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nor does it comes with spirit of Freedom of Information flow or respect for Truth to be told. These changes are in fact a blatant attempt to RESTRICT information flow as well as Freedom of Expression over the Internet.

Don't be fooled by such sweet sugar coating of words like "Openness", "Loosening of rules" etc etc. The real poisoned beef lies in the details.

If you ask me, the greatest HARM of these new changes lies in "the banning of filming illegal political gatherings". Is there anything to hide from the matured Singaporeans about such "illegal political gatherings"? Well, to be honest, I could only see one reason behind it. It is not the "legitimacy" of the political gatherings that matters. It is the inexperienced, clumsy and sometimes hilarious way that the police officers handled the situation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trying to hide from the public eyes. Of course, such filming may become evidences submitted to court which may contradict police statements! (From the past cases, we have seen some instances whereby police officers' statements that have been contradicted by factual video evidences that were submitted by the Non-Violence-Action group of people).

Having said all these, I don't mean to indicate any support to the NVA movement. Personally, I still believe in the parliamentary path. But I would find it strange that a self proclaimed First World Government actually want to emulate a backward Third World Dictatorship like Burma or North Korea regimes in disallowing people to report on video the TRUTH of such "illegal political activities". It would mean that reporters (alas, of course I mean the foreign journalists! The local media will naturally be gone missing!) would be banned from reporting on such events as well!

Such little change in the law has actually exposed PAP's anxiety over the negative responses ignited by FACTUAL REPORTING of what actually happens on the ground; never mind whether it is illegal gathering or not.

Personally, my take is this. PAP is fighting the losing battle over the New Media. The more it tries to control the monster, the more it exposes its own inadequacy as well as anxiety over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New Media that has brought upon it.

Well, folks, it seems that the Battle has just begun. All of you have done a great job back in 2006 in defying such absurd laws on political films over the New Media and I hope you will continue to push the boundaries in the coming elections.

Goh Meng Seng

雷曼迷你债券集体诉讼法律行动

请大家参考以下这两个网站以便得到关于雷曼迷你债券集体诉讼法律行动的最新动向和消息：

英语网站
华语网站

以下是关于这迷你债券投资者行动组邀请投资者参与集体法律诉讼的启示：

亲爱的迷你债券投资者，

1）在2008年结束前，我们几位持有雷曼兄弟迷你债券的投资者在接到债权分发商拒绝受理我们的投诉后，便聚集在一起探讨采取可行的集体法律诉讼行径。我们觉得我们被歧视而误销的问题根本没有被正视。我们觉得集体法律诉讼是我们讨回公道和赔偿最有效的途径。我们便成立了迷你债券投资者行动组。

2)在接触几间律师行后，我们很高兴康拉德坎帕斯律师行同意成为我们的代表律师。康拉德坎帕斯大律师本人将成为我们集体诉讼的主要代表律师。

3)我们所提出的集体诉讼将针对债券发行者（银行或证券行）和/或债券的信托公司。我们对坎帕斯律师认为我们有足够的法律理据去追讨所损失的赔偿感到非常鼓舞。

4)由于考虑到资金的关系，我们希望能结集大约1000名迷你债券投资者参与这集体诉讼行动以便能筹集最起码的法律诉讼的资金。我们希望能召集到超过这最少1000名的投资者以便使每人的诉讼费用低于预计的两千元（包括消费税）。每一位投资者所支付的律师费将是全包的。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特殊状况出现的话，每人的律师费的顶限（如果我们胜诉的话）将是两千元或更少。

5) 这每人两千元的律师费用将只限于提早登记参与这集体法律诉讼的投资者。后来者将需付三千元或由执行委员会拟定的其他数额的法律费用。

6) 如果要成为提早登记参与这集体法律诉讼的投资者，你就必须符合以下的三个条件：

在2009年3月31日前登记并且付上五百元的订金
必须是首1000名登记的投资者
必须在2009年5月31日前付清其余的一千五百元的律师费

7) 如果你能为我们奉献时间或专能而成为我们临时委员会会员或义工，请通知我们。我们需要所有人的支持和贡献。

8) 我们呼吁所有的投资者能认真的考虑加入我们的这集体法律诉讼的行动。就算是你还没接到金融调解中心的回复，你也应该趁早加入这次行动以便我们的律师能为庭外和解做出准备，并且为一旦谈判失败后所需进行的集体法律诉讼做出适当的准备工作。

9) 请把在这网址http://drop.io/mbond03里的法律诉讼同意书和投资者资料表下载并且打印出来，填妥后把它和五百元的支票送到律师楼，地址：

M/s Conrad Campos & Company,
c/o 30 Cecil Street,
#15-00 Prudential Tower
Singapore 049712.

支票请注明“M/s Conrad Campos & Company” 收

如果你想以现金付款或你有任何疑问，请电邮miagsg@hotmail.com 以便询问详情。

你也可参考http://www.miagsg.com/Frequent-Ask-Question-in-Chinese.html 以解答你心中任何的疑问。

迷你债券投资者行动组启

星展高升票据投资者组织研讨会

星展高升票据投资者组织将于

2009年二月十八日
在PSB Academy Delta Road Campus, 355 Jalan Bukit Ho Swee 举行研讨会
时间：晚上六点半 登记, 七点准 开始

这次研讨会将讨论所有可行的法律途径。这研讨会只限于已经登记的会员。如果您还没登记，请即刻电邮

dbs.hn5@gmail.com 以便登记

您也可以电邮以上邮址询问详情。

集体诉讼---请马上登记

集体诉讼---请马上登记

这是非常重要的通告。

对于那一些决定要参与集体法律诉讼的雷曼迷你债券、星展票据和其他结构性的金融产品的苦主们，你们必须现在驯联络你们的各个组长，准备进行集体诉讼。你们应该与组长登记以“原则上”同意进行集体诉讼。这将能让组长们取得你们的联络号码。这只是“原则上”同意，并没有法律约束力，你也无需在这时候付任何费用，如果你在了解整个过程后决定退出，你可以为此作出推出的要求。

在你登记“原则上”同意进行集体法律诉讼后，你也可以继续等待金融机构所提出的任何赔偿和解建议或继续向金融调解局投诉。如果金融调解局拒绝调解你的投诉，你便可以进行集体法律诉讼。

你必须现在就登记。如果你延迟登记，你就有可能失去集体诉讼的机会了。我们没法在最后一分钟帮得了你去争取你的法律权益。请点击这里以取得所有组长的联络。

陈钦亮

放下四记玉山留残照]--- 淡马锡总裁卸职

作者:德仁 09:51am 11/02/2009

放下四记玉山留残照]--- 淡马锡总裁卸职
~~~~~~~~~~~~~~~~~~~~~~~~~~~~~~~~~~~~~~

当年拿起意气豪，

飞上名榜九天高。

购得电子剩一丝，*

买来美银挨千刀。**

已化肉酱休叹息，

错逢狼虎欲安逃？

自我憔悴大抛开，***

放下玉山留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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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特许半导体 CHARTERED IND.
目前股值市价二角八分半28。5cts.

*美银，英美银行如花旗，美林，瑞
银和巴克莱银行等在过去的14个月内
总注入超过300亿的巨额注资。

***大抛开，何女士说“对于这个更
替过程，我们尽可能正式确立，努力
抛开自我，抛开个人，尽可能开放，
没有个人偏见。”

反思：人民的声音

我要非常谢谢一位翻译高手帮我翻译了我的英文稿"Reflections:　Voice of the People",　在此刊登这翻译稿件。

翻译者笔名：韦春花


星期六,2009年2月7日
反思：人民的声音

Cartoon from Sam's Thought


在我这篇文章里，内有三张政治漫画是调侃吕德耀少将在国会的发言，他批评网上博客“恶毒攻击”行动党议员，尤其是是成汉通议员被一名70岁老汉纵火烧伤的这件事。（实际上是两帧漫画，外加一帧是翻译成中文。）

早报的一篇报道威胁说：那些“恶毒攻击行动党议员和部长”的人要小心！看来，一些像我这类“下等人”并没有得到警方应有的庇护，只有那些在网络上攻击“行动党人”的才会被追缉。

整篇报道，只紧盯那些攻击行动党的“下等人”。

“我不认为那些反政府或反人民行动党的人都有意真心地与政府沟通。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可辨别是非和能作独立判断的人民。”。

我本人就曾是网路恶毒流言、心怀不轨和含沙射影的受害者。他们散布我“偷情”的传言（实际上那个某人是我妹妹），他们大方来到我的博客留下诽谤的言论，可是我并没有看到警方按捺不住，非要介入这样的调查。

最重要的是，当时我并没有看到由行动党操控的报纸秉持“公义”出来“仗义执言”。相反地，他们甚至紧捉这样的机会来散布对我是“人格谋杀”的谣言。

此外，当有人恶意抹黑反对党议员如刘程强先生及工人党时，如把工人党叫做“哇燕党”（wayang，做戏），报纸的编辑和记者都没有穿上“公义”的外衣来“谴责”造谣者。相反地，他们给这些谣言足够的版面，破坏工人党在众人心目中的形象。

Sketch from My Sketchbook



所以当攻击的是行动党人时，报纸突然间要“坚持真相和维持正义”时，我觉得非常感冒。

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当形势对执政党有利时，造谣者是否可信？根本不是问题，也不必在意他们是否躲在匿名之后。他们还会打出抢眼的标题来吸引国人读者注意这些谣言和中伤，他们甚至找上门去访问那些“邪恶人”（根据他们的新定义），让他们尽情表演。

当然，我已经很习惯行动党操控的媒体行使双重标准，但是习惯不等于认同。现在除了媒体之外，人民公仆如警察部队也随着执政党的需要起舞，真的让我瞠目结舌。我不知道执政党怎么还有脸坚称公务员中立，他们绝不会给执政党当跑腿。

This one i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a forumer.


我只能摇头叹息，我想这就是新加坡的现实。

当吕少将哀悼新加坡博客社群失去一次自治的机会，我有一个信息要提供给行动党，还有报纸的编辑和记者。

几天前我刚好经过旧店的门口，那里在我搬出后已经空置了六个月。有个朋友问我那座大厦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要搬走，而且现在看起来空空荡荡？我这样告诉我的朋友：

当我跟业主谈判新租约的时候，我直言告诉他们现在的环境：生意越来越难做，而且眼看衰退就要到来了，于是我要求减租，但是让我震惊的是，他们其实是要加20%的租金！那只不过是去年8月的事，果然许多租户在租约到期后，都一个接一个离开了。

为什么我要提这件小事呢？这里的教训就是说：是否要听真话？一家公司或一个政府可能开头时很成功，那是他们很清楚实际的运作，他们明白主顾和可能客户的需求。他们聆听来自底层和市场的声音，关注他们的期望和需要。总结这些回馈之后，他们推出符合顾客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于是他们生意跟着做多也做大了。

可是当他们成功之后，许多商人就会以为成功来自一己的聪明和才智。他们把成功归功于自己的市场嗅觉和做出“正确决定”的好脑筋。实际上他们忘了成功的来时路；关注市场、主顾和客户的需求。当他们赚够了钱，他们开始住进自己的城堡，他们虽然保持和各阶层的人士交往，但是最终他们会没有时间和“下等人”厮混了。他们筑起高墙把自己围起来，就像古代的皇帝和帝王。

最后，他们依靠几个人提供城堡以外的声音，那时起就可以预见他们的下坡路了。

所以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倾听声音。

成功的商人和政治人物都要倾听人民的声音。如果你时时关注人民的声音，你就时时保持在正途上，你感受到市场的脉搏和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正确的决定来自观察和聆听底层的声音、市井的声音。正确决定不会从象牙塔、“高贵人”、“精英和人才”那里听来的。智慧往往来自底层，而不是“高等人圈子”的几个小脑袋。

历史上，无论现代或古代，只要领袖脱离群众，自居“高贵”看不起“下等人”，皇宫和城堡是为了区隔原本是他们该领导和照顾的子民时，他们的日子和朝代也就不长了。

中国历史上，清朝的辉煌盛世是当皇帝经常微服出巡的年代。基本上，这是皇帝最亲密接触子民的时刻。相反地，当皇帝被佞臣包围，不让他接触人民的时候，朝代很快就会落幕了。

我要说些什么呢？吕少将只看到批评行动党和其议员的负面效应；当一些人同情攻击者多过受伤的成汉通议员时，他觉得很恶心。他看不惯那些攻击行动党、成汉通议员和他的同志的博客，发觉竟然没有人替行动党成汉通议员叫屈！

他无法解读这些对行动党的小拌嘴、宣泄不满和酸言酸语。对我来说，行动党部长和议员没能从人民的声音受益，其实是更大的遗憾；这个比他所讲的新加坡网民失去“自治”的机会更可悲。

互联网是人民的声音，不必经过修饰、送检的来源，当然，里头一定有些恶意的谎言和攻击，但是研究这背后的心态更为重要。如果只是属于一小撮人的行为，那还不打紧。但是如果很多人都说同样的话、唱同一个调，那么就值得当政者去研究问题出在哪儿了？

目前在新加坡，行动党好像一夜之间失去宠信。

首先，主流报纸没有履行他们作为第四监督权来反映人民真实的声音。因为行动党那只看不见的手长期以来都把所有报章安置在同一个屋檐下——新加坡报业控股。几乎所有的免费电台和电视也在新传媒手中，这些都是为了方便操控。

其二，行动党虽然赢得平均66.66%的选票，但是支持他们的选民并没有表现出该有的热情。看看他们的群众大会，你就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一个执政党还需要用巴士、免费晚餐和饮料来动员它的支持者，可见有些事情已经错得很离谱。

这就说明为什么没人要挺身而出，虽然对成汉通议员和行动党的无理攻击有时是“太超过”了。可是支持行动党的那些心态比较像“做交易”；“给你高薪，做好你的工作”就是这么简单。看来这个吕少将好像不太清楚自己的处境，还好意思抱怨他的政党和同僚获得太少的热情拥抱。

对行动党那些高贵精英和他们脱离民众的程度，很多能写的人都直接写出他们的不满，但是我猜他们连睬都不想睬，只是口头上随便应付了事。

我认为目前的纷扰底下还有更大的暗潮。不，问题绝不是“网路使用者不懂得自律”，它比这个还要大。事件只是新加坡人民不满的一个导火线，所以行动党不该把注意力转向言论自由滥用的问题，而该找出不满的源头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记得吴作栋曾经说过，要是完全没有裁员，他反而会担心。我依样画葫芦：要是没有新加坡人宣泄他们对执政党的不满，我也会担心。道理很简单，要是“声音”都不见了，只能是两件事：一、新加坡人对国家完全失望，只把自己当做过客，随时准备搬走。其二、他们做了像回祈团那样的洗脑工作。

避免沸炸的最好方法就是揭盖和熄火，而不是紧压着锅盖。用威吓的手段来压制民众的声音是最愚蠢不过的。

吴明盛

寂灭为乐

主题:寂灭为乐
作者:韦春花 09:07am 05/02/2009

寂灭为乐



圣严法师圆寂了，从此世界上又少了一个精神导师，这一点点的伤痛应该是允许的。这一两年来，每当在电视画面上看到法师的身影，都不忍观看，因为他老人家饱受肾病的折磨，脸部浮肿……我比较愿意记住他清癯的容颜。

法师的遗墨“寂灭为乐”出自雪山大士闻法偈，话说释迦牟尼成佛前曾在雪山苦行，修菩萨道，名为雪山大士。帝释天化身罗刹前去点化，口占一偈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雪山大士闻法后生大欢喜、大彻大悟，准备舍身给自称“只爱吃人肉、爱喝人血”的罗刹，此时罗刹才恢复帝释天的形像。

“寂灭为乐”其实很好懂，就是《红楼梦》里的《好了歌》：

*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之前听闻法师不接受换肾也是十分感动。包曼说人要进退维谷才显得有道德，那是人的境界。法师不接受换肾，却很简单——不慈悲，机会该留给别人，这已经是超凡入圣（特别是我们听惯的精英情结）。

圣严法师的遗言指出，“在我身后，不发讣闻、不传供、不筑墓、不建塔、不立碑、不竖像、勿捡坚固子。”希望他身后不要搞成丧事，而是搞成一场庄严法事，其实也是他的一种慈悲。因为如果不是师父严厉警告“六不一勿”的话，法鼓山那些人一定发讣闻、传供、筑墓、建塔、立碑、竖像、捡坚固子，这是圣严有自知之明。大家如果有参与宗教活动的经验的话，一定知道那个是极度虚伪、做作的地方，而在那种地方能够修炼出赤子之心的人，才是大雄狮子吼的人物，不简单！

当然，他们那些人也一定会绕着弯最后成就这“七项事业”——发讣闻、传供、筑墓、建塔、立碑、竖像、捡坚固子。但是至少开头不会这么做，让圣严的弟子们知道有个典范来区别得道高僧跟邪师的不同。佛家本来就相信生死无常，人死如灯灭。开悟成佛是很私密的事，面对不开悟的众生，即使奋斗终身，师父也只能陪他们走过这一程，大家的level不一样，也不必“乘愿再来”，怎不“寂灭为乐”呢？

圣严法师临终还说了偈语：“无事忙中老，空里有哭笑，本来没有我，生死皆可抛。” ——当然是寂灭为乐。

南无阿弥陀佛。

新鴻基願回購雷曼迷債

One of the Hong Kong Investment Institution has agreed to buy back all Lehman Brothers Minibond at the original price after the investigation by the authority that it has a systematic problem in mis-selling Lehman Brothers Minibonds.

Goh Meng Seng:


新鴻基願回購雷曼迷債
(明報)1月22日 星期四 22:25

證監會 完成首宗雷曼迷你債券的調查，指新鴻基 投資的銷售手法有缺失，新鴻基已同意原價回購迷債。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晚上公布調查結果，指證監已經調查過約300宗個案，發現新鴻基投資服務公司銷售有缺失，缺乏內部監管。新鴻基目前已經同意，以原價向投資者回購，涉及款項約為8千5百萬元。

韋奕禮指，有關安排可以令投資者在短時間內可取回投資的金錢。

連動債爭議 監察院糾正金管會與財政部

A summary: In Taiwan, the Control Yuan has pointed out that the Executive Yuan has lapses in its role as setting the rules for Financial control.

This is a good sign as this is the FIRST government in the whole who dares to point out its administration's responsibility in the Lehman Brothers' Minibonds issue.

Goh Meng Seng

連動債爭議 監察院糾正金管會與財政部

* 2009-01-20
* 【中央社】

監察院調查發現，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財政部對於銀行銷售連動債相關業務，未積極訂定相關法令規定，嚴重影響投資人權益，今天通過對金管會、財政部的糾正案。

提案糾正為監察委員程仁宏、杜善良。程仁宏指出，截至去年10月31日為止，受雷曼兄弟連動債影響的投資人近5萬人，投資金額新台幣436億元，另外，受到非雷曼兄弟發行的連動債影響的投資人則有50多萬人，投資金額高達6335億元。

監察院調查發現，金管會、財政部處理銀行銷售連動債管理上，有三大違失，包括，未能積極訂定相關法令、未善盡監督管理之責、未能確實掌握銀行辦理信託業務之統計及相關資料。

糾正案認為，連動債爭議發生後，金管會遲遲無法改善，未能及時且維護民眾應有的權益，嚴重影響投資人權益。

至於未來是否提出彈劾？程仁宏表示，由於目前金管會還在進行後續善後，「留院觀察」，如果後續沒有妥善處理，不排除進一步提案懲處。980120

連動債三大違失 金管會、財政部遭糾正

【中廣新聞／張德厚】 雷曼兄弟連動債導致國內上萬投資人受害，監察院調查後指出，金管會與財政部在相關管理上有嚴重缺失，因此決定糾正，如果日後連動債善後不當，監察院也不排除對相關官員提出彈劾。

監察院20日通過對金管會及財政部的糾正案。監委程仁宏表示，雷曼兄弟破產後，其連動債影響國內上萬投資人，監察院調查後認為金管會及財政部有三大缺失，包括未積極訂定連動債的相關法令，讓銀行業者可以遵循，以及沒有善盡監督管理之責，導致連動債業務諸多缺失遲遲無法改善、爭議案件不斷。

程仁宏：『有銀行辦理受託連動式債券業務，惟全行理財專員中，竟有40.15﹪，也就是超過四成是尚未取得信託專業審定合格服務證，亂賣連動債，當然造很多的無辜的民眾受害，尤其是號稱保本但是卻血本無歸。』

另外，還有未能確實掌握銀行辦理信託業務之統計及相關資料，以為監督管理參考。程仁宏：『特別問金管會及財政部，我國是哪一家銀行最早開始辦理連動債業務，金管會及財政部居然說，沒有資料、不知道！』

程仁宏指出，連動債多項缺失，金管會及財政部難辭其咎，監察院提出糾正要求改善，而如果後續善後事宜未能妥當處理，監察院也不排除對相關官員提出彈劾。

早报选读：张雪忠－－中国特色，但并非社会主义

主题:早报选读：张雪忠－－中国特色，但并非社会主义


● 张雪忠（上海）

　　在中国的官方宣传语汇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指称，也被视为是一种理论体系。

　　在二战之后，“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两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流派，对这两个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流派加以考察，有助于人们看清中国到底算不算是社会主义国家。

科学社会主义带来贫困和奴役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剩余价值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剩余价值概念作为一种理论工具，确实可以较好地解释初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源于社会财富的集中以及由此造成的生产的相对过剩。但作为一种社会经济事实，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增值以利润、工资和地租的形式在资本家、劳动者、地主之间的分配过程，早已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分析。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引人注目的与其说是理论分析上的贡献，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社会道德和政治立场：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后果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是无法接受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此开出的药方就是摧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推行计划经济。

　　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实践来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尽管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危机，但却带来更为可怕的匮乏。这其中既有技术因素，也有人性的因素。从技术上讲，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可能收集足够的信息，以制定真正合理的经济计划。从人性上讲，有权制定计划和分配物资的人，并不能总是做到公正无私。

　　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造成严重的物资短缺的同时，还带来令人窒息的等级秩序。和马克思设想的正好相反，它带给人们的不是繁荣和自由，而是贫困和奴役。

　　对于民主社会主义者而言，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后果同样是不可接受的。但他们一般认为，在民主政治条件下，人数的优势也将成为劳工阶级的政治优势。社会主义的实现不再需要通过暴力革命来完成，更没有必要摧毁社会财富赖以产生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劳工阶级只需通过议会代表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完善的社会福利，并因此获得更多的闲赋和超过劳动力在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名不副实的社会主义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现实。改革开放政策的举动，实际上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终结。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复活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复活。但由于以自由选举为必要条件的民主政治的缺失，劳工阶级在政治上仍无足轻重。

　　在中国，党政官僚体系不但垄断了政治权力，而且还控制了包括土地与自然资源在内的重要经济资源。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工商业必然对官僚阶层形成严重的依附，因此不可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发挥作用。牢固的官商结合体一方面可以通过畸形的经济市场过度开发自然和人力资源以聚敛财富，另一方面则利用不受约束的税费征收和政府支出来搜刮和瓜分社会财富。

　　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名号和社会经济、政治现实之间的反差，使心理素质最过硬的人都难免面红耳赤。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所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财政数据也许最能说明问题。中国每年的财政收入增幅远高于国民经济的增幅，而在财政支出中，比重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费，其次是经济建设费用，而直接民生领域的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最小。行政管理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高5至6倍。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曾在央视节目中透露，中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交车开支一年9000亿，占国家财政开支的30％。而每年的财政支出中，只有20％用于解决民生问题（美国是60％），并且极为有限的社会保障支出也主要留在官僚体系内部。

　　根据官方宣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并且今后仍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这种名不副实的状况也许还要持续很长时间。当然，只要愿意的话，人们也无妨将官僚或权贵资本主义称为有特色的社会主义。

作者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