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November 13, 2009

郭铁成:民主是我们生命的尊严

文章来源:香港、凤凰周刊


提出"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这种问题,自然不能说有错,但总觉得有些"文不对题"。因为"民主"并不是"好"或"坏"、"有用"或"没用"的问题,它是我们生命的一种渴望,一种需求。正如吃、喝、拉、撒、睡,正如人的"七情六欲",你说它们"好"还是"坏","有用"还是"没用"?我们需要它们,是我们的生命离不开它们,一旦离开,生命就要受到致命的阻遏。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不是我们的生命需要它,它就是再"好"、再"有用"也与我们不相干。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民主"的要求属于历史;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权专制主义,没有民主,国人也照旧过来了,怎么能说民主是人生命的需求?

当然,民主作为人生命的需求,并不如吃喝拉撒睡、"七情六欲"那样简单,它是人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一种精神需求。这个阶段的标志,就是个性、主体、自我这些个体性的觉醒。在西方,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发展到"启蒙运动"时期蔚然成风,在中国则要晚到20世纪初,至"五四"时期形成一个高潮。陈独秀的一段话对于这种"觉醒"的表述是最清楚的了:"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于是他揭橥了"民主"的大旗,尽管此时他对"民主"的要义还"不甚了了"(胡适语)。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民主首先都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性问题。就是说,人类并不是根据民主"好"还是"坏"、"有用"还是"没用"来建构"民主"的,而是依据实际需要有了民主实践,才渐渐有了理性的认同和理论上的研究、探索和明彻的表述。后者又进一步推动了民主的自觉建设。

那么"民主"到底是什么?今天,人们对民主理论上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再重复这些已经成为人类常识的理论实在没有多大意义,不如把民主的问题还原为实在的生活。在这里我愿意引用龙应台女士的一段表述:

" 民主,就是手上有一本护照,随时可以出国,不怕政府刁难;民主就是养了孩子知道他们可以凭自己本事上大学,不需要有特权;民主就是发表了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账;民主就是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身份;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民主就是到处有书店,没有任何禁书而且读书人写书人到处都是;民主就是打开电视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凛然地说谎;民主就是不必为了保护孩子而训练他从小习惯谎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种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因为它不是赐予的。"

所以,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只是少数服从多数,只是" 好东西"、"坏东西"的问题,"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见龙应台《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是你觉悟的个体生命一刻也离不开的生命需要。这也可说是民主的"实质"。当然可以研究实现它的各种途径(包括程序正义的问题),但这种"实质",却是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你如果有兴趣特别想分解一下,也可以看到,这里其实就是自由、人权、平等、多元、法治。于是我们又可以说,民主与这些具有核心意义的价值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说到家它就是这些价值在体制上、制度上、方式方法上的体现。即如阿克顿勋爵所说:"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民主?因为民主意味着让人民大众享有自由。"脱离这些价值谈"民主",必定越谈越不得要领,甚至走到民主精神的反面去。

中国1950年代到1970 年代的30年间,尽管用"阶级论"解构"民主",把"民主"与"资产阶级"连结在一起,并以"无产阶级民主"的革命实践取而代之,但"粉碎四人帮"和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人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要求与"五四"曾经高扬的"民主"大旗联系起来。这时,我还可以说,因为几十年"断裂"的缘故,有关"民主"的真义,国人还是"不甚了了",有关"民主"的理论更是思想上的空白,但有一点他们是再清楚不过:他们要过一种生活,这生活就是为了活命,他们要一点生产上的自主权(可以想一下,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20名农民为"包产到户"所按下的血手印);这生活就是不会因为"出身"而被剥夺生活基本的权利,不会因为有一点个性和独特性,就被作为"资产阶级"加以批判,因为发表一点意见和观点,就沦为"阶下囚"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读书、求知就被扣上"白专"的帽子,因为做学问、有学识,就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生活就是偌大中国不要一个人说了算,天是一个人的天,地是一个人的地,十几亿人的生命和生活由一个人来操纵,连"共和国主席"都无以自保,死于非命;这生活就是我们至少能活得像个人样,不至于唯唯诺诺、战战兢兢,整日生活在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群众"以"革命的名义"光顾你的家庭,抄毁你的书籍,拉你到批斗现场,给你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把你驱逐到"牛棚",流放到举目无亲的地方,经受"炼狱"之苦�目志逯校??

应该把人们这种有点卑微的诉求叫什么呢?这种生活是不是人的一种起码生命需求?如果承认人这种生命的渴望和祈愿是合理的、正当的,也是不可遏制的,那么怎么实现它?这时,能不接触"民主"--也就是广大人民做自己命运主人的问题吗?

我最讨厌的就是一些貌似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脱离人民大众最质朴,也最有力的生活实践,把最生气勃勃、贯注着生命气息的生活抽空为干巴巴的"理论",在那里煞有介事地"见仁见智"。岂不知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已经远离真正的学问了。

举个小例子来说吧。1967年8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造反派"押到中南海的批斗现场,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残酷批斗,又被押回办公室。这时刘少奇"疲惫已极,余怒未息,立即按铃把机要秘书叫来","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辞严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么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说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见刘平平、刘源、刘婷婷:《我们的父亲刘少奇》)刘少奇的"抗议"很有力度,是自身的遭遇让他想到了"公民权利"--也就是民主这个根本性问题。可见"民主"原不是知识分子书斋里的"学问"(只是可惜他的意识晚了一点,如果1957年"反右运动"时他就有了这种"觉悟",并能提出"抗议",也许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了)。

我还举个小例子来说明问题。散文家筱敏在《成年礼》一文中,写到自己"1974年深秋的某一天",在街头读到一张《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字报的情景:

" 我站在人群里,默默地读完了它,走出来。接着又回到人群起始的一头,再次从第一个字开始。天昏暗下来,人越聚越紧。有人划着了火柴,这边的一枝熄了,那边的一枝燃起来(那时的火柴是凭票限量供应的)。一个女孩一手扶着一位老者,一手举着手电筒,一个字一个字念给半盲的老者听。人群慢慢挪动。离开人群的时候,我才知道下雨了,深秋的冷雨,细细地斜飘着。"

文字是质朴的、动人的,而更动人心魄的,还是那情境。如今,你看到什么书、什么理论产生过如此巨大魅力和感召力的?那简直是一首凄美而壮丽的诗篇!人们不是在读,而是在用生命、用心灵在感悟、在诉说。你可以从那街头的阅读大军中感受到伟大的历史脚步正从暗夜中"咚"、"咚"地走来,悲壮、沉实、充满力度。我也读过那大字报中的文字。今天看,或今天从"理论"上看,自然已不足论,但那大字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文革"的实践出发,点燃了一个蠢动于人们心中、被人们用生命和苦难体验着的"问题"。它一下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和理性,打通了历史,让几十年前就飘扬于人们心中,却"不甚了了"的那面"民主"旗帜,一下获得了真实的意义。

筱敏是把读到那张大字报的一天,视为自己的"成年礼" 的。我想,"五四"的"民主"对中国人来说,可能实际上只有相当有限的"启蒙"意义,真正使中国人成长起来的还是"不民主"的痛苦。经历了种种"不民主" 的苦痛和折磨,人们才会切实明白,民主其实不是别的东西,它就是我们生命的尊严。

而我要说,一个带着强烈生命尊严感、追求民主的民族,才是真正有出息的民族。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31期,作者:郭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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