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激進就是有罪?

【轉載】激進就是有罪?
讀社會科學的，對激進政治總有某種情意結，因為看人類政治歷史，激進政治從來堂而皇之。試問哪一次人類文明的大躍進，不是來自激進思潮及行動？建制容易腐化，社會傾向因循，激進行動及思潮，是帶領人類前進的一大驅動力。

就以香港為例吧。不少人經常緬懷殖民統治，珍惜種種如法治、廉潔、自由市場、社會福利網等「優良殖民傳統」。但只要把鏡頭拉回六、七十年代，殖民統治絕對是千瘡百孔，今天我們所享的「安定繁榮」，實有賴一浪浪當時被視為「激進」的抗爭，令殖民政府不得不回應、改善，承擔開明管治的責任，並進行制度更新。近年的香港研究已不斷指出，激進政治從來是香港發展的重要一環，不可或缺。


「盛世」需「怪人」激進言行衝擊思想

在看似太平的「盛世」(儘管社會矛盾、衝突只被掃到社會暗角處)，社會更需要有些「怪人」以激進的言行，衝擊大眾思想，提醒我們公共事務及社會的可能性多的是，因為只有這樣，才有真正意思的思想交鋒，拉闊社群的想像空間，讓某些議題可以萌芽、生根。環保運動在十數年前不也是被人標籤為「阻住地球轉」？沒有環保人士的堅持，環保問題今天那會變得這麼理所當然？

重讀Mark Kurlansky寫1968年世界社運浪潮，不無感慨。他指出1968年為何振奮人心，不在社運有多「激」、抗爭行動有多創意、或社會有多一呼百應，而是在於不同社會像同時進行「交談」，把一切關於社會前途的意見「攤出來」，而當世界有若干人口對現況不滿，而同時拒絕沈默，站在街頭大聲疾呼，這才是讓全人類感到真切的希望，而不需被動地等什麼什麼「希望批發商」販賣承諾及激情。

當然，激進政治有其激昂面，卻也有務實一面。「務實處事，追求不可能發生的事」(be realistic, ask for the impossible)，是Kurlansky對68年社運浪潮的歸納。激進政治往往有兩大險處，套在香港亦適用。一是行動「儀式化」(ritualized)之險，而忘了保持思潮的前衛進步性，比起行為激進重要百倍。欠缺足夠理論基礎及說服公眾的能力，激進行為變成形式，那頂多是「政治保守」套上新裝而已。而當主流傳媒傾向「娛樂大眾」，播幾句soundbites或幾秒對抗場面，滿足大眾對欣賞「大事件」的感性渴求，一切討論被瑣碎化，運動內藏的改革動力被隱沒在「做場騷」的形象上，這可能才是激進政治落得最可悲的下傷。

其次，是如何梳理好與群眾的關係。激進主義者必先要具自信作為時代先鋒，但這樣也容易陷入盲點，認為「真理在手」，否定群眾生活、想法亦可能有其智慧，也排拒達到相同目的其他途徑。激進政治的核心，就是堅信人類共存有其他可能性，也因此需要更大的包容性，接受自己的路線思想亦有可能出錯、過時及不合社情的可能。左派歷史學家Eric Hobsbawm說得好：「我們要發問，亦需要解釋；最終我們要不斷向自己提問。我們要有心理準備犯錯，我們不可再裝作知曉一切答案，顯然我們不是。」

如何做好這兩點，坦白說，我說不準。卻只知道不少傳媒大眾本能地將連「罷工」都要請假的社工說成「激進」、將像露宿者的保育人士說成「滋事分子」、甚至將和平遊行爭普選說成「搞亂香港」，是極不負責任。我們不斷貶責「激進有罪」。卻又不斷收割上一代激進政治的成果，是否自私了一點？

這星期開始教學，特意把社會運動研究納入課程，希望讓學生反思，默認自己沒有選擇，本身就是一種選擇——你選擇了不去改變現況。而這可能也是香港的激進政治勢力最急切要打破的思想枷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