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带着家人一同到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出席了第二十三届六四烛光晚会。小女是第一次参与这每年一度的民主政治活动，意义非常。小女还小，可能还不完全知道六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我想身为父亲的也只能尽量提早让她接触民主活动，希望能从中潜移默化的让民主精神薪火相传。
长久以来，许多经历过六四运动和浩劫的学运份子都赞誉香港为“中国的良心”。这的确一点也不夸张。八九运动时，香港的学生会和工会都声援北京的学运，甚至出钱出力，运送物资到北京支援那些学生。当六四屠城发生后，香港的民运人士也出钱出力，甚至是黑社会组织，也出手帮助北京的学运领袖逃亡，营救他们。这就是当年著名的“黄雀行动”。事后的每一年，司徒华创建的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便每逢六月四日就组织六四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和为他们向中国共产党声讨公道，要求平反六四。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六四国殇，在香港这片充满功利的资本主义城市里，我想也很难唤起民主意识和对民主正义的渴望。因六四，香港成为了中国的良心，但六四国殇也唤起了香港的民主政治意识。香港从八九年六四事件后，就马不停蹄的对民主发展推进，逐渐的形成了自由、民主、社会正义、廉洁为香港共识，使之成为它的核心价值。
这种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也逐渐成为香港的政治体系的推进的动力。虽然香港只是中国的附属城市，但在这一国两制的局限下，香港不只是中国的良心，而已成为中国民主发展的典范。第一世界的议会，需要第一世界的政治发展作为后盾。而第一世界的政治发展必须先向不合理、不合社会正义的事情说不。维护公正与公平的社会次序是第一世界政治体系的首要任务。
回头看看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史，在一党专政之下，充满了多少不公的事件，多少政治人物和社运份子被无理的监禁，但是我们的社会对这一切的不公，似乎是视而不见，更妄论为他们追求“平反”途径，讨回公道。也许被无理监禁比不上六四那种惨烈屠杀那么震撼人心，但是追根究底，这些还是国家不光彩、缺乏公义的事件。
就拿最近发生的事情来看，我们难免会对新加坡的第一世界民主进程感到灰心。最近在八七年被行动党扣了“马克思主义颠覆份子”而以国安法令（ISA）被监禁的社运人士在芳林公园举行了反ISA集会，并且申诉了行动党政府对他们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有不人道的虐待。这有点像要求平反的意味。今年，我原本想与往常一样的参与这集会而安排了回新加坡的行程，但是很遗憾的是，组织单位因后港补选的因素而必须延迟举办这集会，致使我没能参与。但是从报道得知，参与人数比以往的多，有四百多人。虽说这比不上香港１８万人的六四烛光晚会，但可说是大有进步。
然而，新加坡的这个集会参与的人数多寡还不是个大问题。问题是，和香港的集会相比，新加坡的头等的政治人物的缺席就十分耐人寻味了。只有新加坡民主党和国民团结党的党要参与了这次集会。人民党也在不同场合声援了这个集会。反而是倡导世界第一国会的工人党，并没有任何重量级人物出现或发表任何声援文告。难道他们是认为伸张社会正义不是建立世界第一国会所需要的吗？况且工人党历史上，也有好几位被行动党以ＩＳＡ无理监禁过的党员，有一些还是现在资深的老党员。最赫赫有名的便是在１９８８年代表工人党友诺集选区的候选人萧天寿！况且有一些在１９８７年被扣上“马克思主义颠覆份子”而被无理监禁的社运份子也曾在被捕前，帮了工人党办好“铁锤报”！
从工人党在后港补选后针对媒体炮轰他们对工人党报道不公来看，工人党应该还是对公正和平等还是有所坚持的。但是工人党党要在反ＩＳＡ的集会中缺席，的确让人感到费解。毕竟身为新加坡第一大反对党，而在党纲中也明确的写着反对ＩＳＡ恶法的工人党，从任何角度看来，都理所当然的支持这项反ＩＳＡ活动的。
第一世界的国会必须由第一世界的政治发展来推动形成的。第一世界的政治发展必须由人们和政治领导人去维护自由民主和社会公义。自由民主和社会公义不是理所当然的存在，而必须由我们一同去争取和积极维护。尤其是在一党专政的体制里，当权者是不会自动自发的维护民众的民主自由的权益。看看我们四周围，马来西亚政府在重大政治与群众压力下，已经废除了ＩＳＡ恶法，然而我们还是一点进展也没有。归根就底，也就是因为新加坡民众和举足轻重的反对党议员没有积极地去对执政党施加压力争取废除违反人权的恶法ＩＳＡ。
也许是新加坡选民对反对党发出了这样的讯息：人权、自由民主和ＩＳＡ问题都不重要，不会为反对党带来选票。这也就导致有一些反对党认为无须去为人权问题“浪费时间和精力”。
我也必须承认，十多年前，我也接收了这样的讯息而觉得谈人权、自由民主和ＩＳＡ恶法并非选民所重视的。因而在我早期从政时，的确忽略了这些议题的重要性。在选举中，要赢得选票就得谈些民生课题才行。这是所谓的“政治现实”。但是自从接触了年复一年的香港六四烛光晚会，亲身参加了好几回了以后，便有了不同的体会。每一次的参与，就仿佛是身历其境似的，都会有不同的体验，但也带来了同样的泪水。
我想起了一位“落难太子党”的经历。他的父亲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政要，但是在六四事件中“站错了边”而导致被中共抓了起来。他就亲眼目睹了公安如何无理的把他的父亲带走，也没对他和家人交待被关在哪里，犯了什么罪等。他之前不懂什么是人权，也只有在父亲被无理、无法的抓走监禁后，才意识到人权的重要性！难道新加坡人和政党党员必须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后才知道人权的重要性吗？
今年的香港六四烛光晚会不只再次创造了历史新高的出席率，也给我更好的政治体会。漫长２３年的坚持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支连会的灵魂人物，创办人司徒华去世后还能延续的薪火相传，这的确是难能可贵。在现场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９０后的年轻人为民主高举手中的蜡烛，实在令我深思：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实在是缺乏了像这对人权、自由民主的有效政治教育过程。也许，工人党在人权集会的缺席也真的没错。缺少了这样有震撼力的政治教育过程，也难怪国人对人权、自由民主的认知薄弱和不注重。而社会主流的政治意识还是主要围绕着民生问题。没有人会再去理会以往的政治迫害是否应得到平反：那不是可以填饱肚子的问题！
但这一切也意味着，我们所期待的“第一世界的国会”和“第一世界的政治”体系，肯定是遥遥无期了。
吴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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