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四烛光晚会看新加坡第一世界政治发展

今晚带着家人一同到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出席了第二十三届六四烛光晚会。小女是第一次参与这每年一度的民主政治活动，意义非常。小女还小，可能还不完全知道六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我想身为父亲的也只能尽量提早让她接触民主活动，希望能从中潜移默化的让民主精神薪火相传。

长久以来，许多经历过六四运动和浩劫的学运份子都赞誉香港为“中国的良心”。这的确一点也不夸张。八九运动时，香港的学生会和工会都声援北京的学运，甚至出钱出力，运送物资到北京支援那些学生。当六四屠城发生后，香港的民运人士也出钱出力，甚至是黑社会组织，也出手帮助北京的学运领袖逃亡，营救他们。这就是当年著名的“黄雀行动”。事后的每一年，司徒华创建的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便每逢六月四日就组织六四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和为他们向中国共产党声讨公道，要求平反六四。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六四国殇，在香港这片充满功利的资本主义城市里，我想也很难唤起民主意识和对民主正义的渴望。因六四，香港成为了中国的良心，但六四国殇也唤起了香港的民主政治意识。香港从八九年六四事件后，就马不停蹄的对民主发展推进，逐渐的形成了自由、民主、社会正义、廉洁为香港共识，使之成为它的核心价值。

这种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也逐渐成为香港的政治体系的推进的动力。虽然香港只是中国的附属城市，但在这一国两制的局限下，香港不只是中国的良心，而已成为中国民主发展的典范。第一世界的议会，需要第一世界的政治发展作为后盾。而第一世界的政治发展必须先向不合理、不合社会正义的事情说不。维护公正与公平的社会次序是第一世界政治体系的首要任务。

回头看看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史，在一党专政之下，充满了多少不公的事件，多少政治人物和社运份子被无理的监禁，但是我们的社会对这一切的不公，似乎是视而不见，更妄论为他们追求“平反”途径，讨回公道。也许被无理监禁比不上六四那种惨烈屠杀那么震撼人心，但是追根究底，这些还是国家不光彩、缺乏公义的事件。

就拿最近发生的事情来看，我们难免会对新加坡的第一世界民主进程感到灰心。最近在八七年被行动党扣了“马克思主义颠覆份子”而以国安法令（ISA）被监禁的社运人士在芳林公园举行了反ISA集会，并且申诉了行动党政府对他们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有不人道的虐待。这有点像要求平反的意味。今年，我原本想与往常一样的参与这集会而安排了回新加坡的行程，但是很遗憾的是，组织单位因后港补选的因素而必须延迟举办这集会，致使我没能参与。但是从报道得知，参与人数比以往的多，有四百多人。虽说这比不上香港１８万人的六四烛光晚会，但可说是大有进步。

然而，新加坡的这个集会参与的人数多寡还不是个大问题。问题是，和香港的集会相比，新加坡的头等的政治人物的缺席就十分耐人寻味了。只有新加坡民主党和国民团结党的党要参与了这次集会。人民党也在不同场合声援了这个集会。反而是倡导世界第一国会的工人党，并没有任何重量级人物出现或发表任何声援文告。难道他们是认为伸张社会正义不是建立世界第一国会所需要的吗？况且工人党历史上，也有好几位被行动党以ＩＳＡ无理监禁过的党员，有一些还是现在资深的老党员。最赫赫有名的便是在１９８８年代表工人党友诺集选区的候选人萧天寿！况且有一些在１９８７年被扣上“马克思主义颠覆份子”而被无理监禁的社运份子也曾在被捕前，帮了工人党办好“铁锤报”！

从工人党在后港补选后针对媒体炮轰他们对工人党报道不公来看，工人党应该还是对公正和平等还是有所坚持的。但是工人党党要在反ＩＳＡ的集会中缺席，的确让人感到费解。毕竟身为新加坡第一大反对党，而在党纲中也明确的写着反对ＩＳＡ恶法的工人党，从任何角度看来，都理所当然的支持这项反ＩＳＡ活动的。

第一世界的国会必须由第一世界的政治发展来推动形成的。第一世界的政治发展必须由人们和政治领导人去维护自由民主和社会公义。自由民主和社会公义不是理所当然的存在，而必须由我们一同去争取和积极维护。尤其是在一党专政的体制里，当权者是不会自动自发的维护民众的民主自由的权益。看看我们四周围，马来西亚政府在重大政治与群众压力下，已经废除了ＩＳＡ恶法，然而我们还是一点进展也没有。归根就底，也就是因为新加坡民众和举足轻重的反对党议员没有积极地去对执政党施加压力争取废除违反人权的恶法ＩＳＡ。

也许是新加坡选民对反对党发出了这样的讯息：人权、自由民主和ＩＳＡ问题都不重要，不会为反对党带来选票。这也就导致有一些反对党认为无须去为人权问题“浪费时间和精力”。

我也必须承认，十多年前，我也接收了这样的讯息而觉得谈人权、自由民主和ＩＳＡ恶法并非选民所重视的。因而在我早期从政时，的确忽略了这些议题的重要性。在选举中，要赢得选票就得谈些民生课题才行。这是所谓的“政治现实”。但是自从接触了年复一年的香港六四烛光晚会，亲身参加了好几回了以后，便有了不同的体会。每一次的参与，就仿佛是身历其境似的，都会有不同的体验，但也带来了同样的泪水。

我想起了一位“落难太子党”的经历。他的父亲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政要，但是在六四事件中“站错了边”而导致被中共抓了起来。他就亲眼目睹了公安如何无理的把他的父亲带走，也没对他和家人交待被关在哪里，犯了什么罪等。他之前不懂什么是人权，也只有在父亲被无理、无法的抓走监禁后，才意识到人权的重要性！难道新加坡人和政党党员必须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后才知道人权的重要性吗？





今年的香港六四烛光晚会不只再次创造了历史新高的出席率，也给我更好的政治体会。漫长２３年的坚持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支连会的灵魂人物，创办人司徒华去世后还能延续的薪火相传，这的确是难能可贵。在现场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９０后的年轻人为民主高举手中的蜡烛，实在令我深思：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实在是缺乏了像这对人权、自由民主的有效政治教育过程。也许，工人党在人权集会的缺席也真的没错。缺少了这样有震撼力的政治教育过程，也难怪国人对人权、自由民主的认知薄弱和不注重。而社会主流的政治意识还是主要围绕着民生问题。没有人会再去理会以往的政治迫害是否应得到平反：那不是可以填饱肚子的问题！

但这一切也意味着，我们所期待的“第一世界的国会”和“第一世界的政治”体系，肯定是遥遥无期了。

吴明盛

后港补选的小风波

后港补选的小风波

谨贵报三月二十四日言论版游润恬之作《“工人党·美女·艺人三角战”？》，本人有以下的回应：

游小姐谈到在博客上提出三角战的“仁兄”正是本人。游小姐在文章中回避指名道姓，确实用心良苦。

老实说，写这篇博客的时候，真的没想到会“引眼球”以至“成功地重新把聚光灯转向自己”，孰料在政界和媒体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我倒是无任欢迎。但是，游小姐在早报的文章中，字里行间对我人格作出莫须有的影射和批判，本人深表遗憾，也必须澄清我的立场。

首先，我在博客发表自己的看法是行使言论自由的绝对权利，从来不会以“哗众取宠”或博取见报为目的，但是我无法防止记者朋友在报导中引述我的看法，甚至断章取义，以至歪曲了我文章的原意。

我一向对自己在博客上发表的文章都非常严谨小心，尤其对政策的评论必定有所根据，推断也要符合逻辑。我在《后港补选分析》一文中，综合了已公开的资讯，并整理出以下范畴的分析：“刘程强巧妙的空城计”、“行动党的失策”、“工人党蜀中无大将”、“个人品牌战”、“三角战的危机”、“工人党不容乐观”。

我衷心希望游小姐在形容本人论点为“天马行空的假设”，以及“逻辑漏洞百出”之前，能更具体和负责任的解释她的凭据，否则对那些不了解事件来龙去脉、没有读过我博客文章的广大读者，以及笔者我皆有欠公平！我欢迎早报把我的博客文章整篇刊登，或列出博客的连结，让贵报读者亲自判断本人的评论，避免堕入以讹传讹，以偏概全的舆论陷阱。

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下本人立论的基础，希望有助澄清游小姐对文章的误解。

在单选区的竞选里，尤其是补选，各个政党打的都是个人品牌战。若候选人早已在基层建立了扎实的根基，自然事半功倍。后港能成为工人党战线的桥头堡，靠的是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在选区中长达二十年时间的耕耘，以及他本身的政治魅力，但是这次上阵的却可能是该党去年大选东海岸集选区团队成员方荣发。

方先生在后港的知名度尚待提升，该区选民对他的认识相对有限，这是工人党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再加上饶欣龙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冲击，谁也说不准到底工人党在这次补选中的胜算有多少，而三角战又会对该党造成多大的威胁。

如果国民团结党决定参选的话，它会考虑到在后港缺乏基层基础下，就必须以高知名度的候选人来填补“先天＂的不足。派出知名度高，具亲和力的佘雪玲自然是合理的策略，美女与否应不在考量之列。以此推论，行动党派出新传媒艺人郑斌辉也是无可厚非。演员固然是他的专业，但他参与政治的热诚，以及对时事课题的关注和见解也是不能被抹杀的。

根据媒体的报导，团结党从来没有排除参加后港补选的可能性。我只是从团结党的角度推论，他们必须先为下届大选可能面对工人党在淡滨尼和马林百列选区的挑战而作出准备，而这次后港补选可被视为测试实力的前哨战。

媒体也曾报导，团结党与工人党在上届大选对谁该出战摩绵加冷区一度争持不下，最后团结党以大局为重而退出。事实上，团结党在该区耕耘已久，到了开花结果，即将收成的时候，才因反对党之间协调布局的考量，而把多年的心血拱手相让。这是个政治现实的问题，不管谁带领团结党，也必须在下届大选再次面对和解决。

至于淡滨尼和马林百列区，团结党在去年均取得超过百分之四十二选票的佳绩，只要继续耕耘，在下次大选中击败行动党绝对不是天方夜谭。如果再度面对三角战的困境，团结党该如何自处呢？

我已经在今年一月一日退出团结党，并在事前主动通知党中央。如今我是以独立政治评论员的身份，对时事课题发表我见，当中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我认为，从新加坡整体民主发展的过程来看，我们必须确保国会多元化。在我国反对党萌芽茁壮的阶段，无论是执政党或任何一个反对党执意“垄断”政治平台的话，对我国民主发展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随着新加坡政治气候的改变，积极论政已经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将秉持从大学时代就开始以不偏不倚的原则，继续对政治、经济和民生议题发表意见，希望“不在其位，不谋其事”的说法，不会成为我论政的绊脚石。

我期望国人能继续捍卫并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各方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迎接百花齐放的意见平台，迈向一个理智的公民社会。我们应该鼓励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社会的良知发声，当面对无理责难时，更要以道德勇气逆流而上。

对于资深新闻从业员游小姐就本人文章作出有欠公道的批评，我十分失望和惋惜。

虽然我目前没有参与任何政党政治，很多时候也身在国外，但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新加坡，仍然关切无比。希望游小姐和广大的早报读者们，不要因为我过往参政的背景，而对我文章的用意作出不必要的揣测，请以开放和客观的态度去解读我的分析。


吴明盛

我报：吴明盛退出团结党 评论政治无包袱

吴明盛：首先，在辩论部长薪金问题时，严燕松犯了逻辑上的错误，这就如同菜还没有炒熟就端上桌，这是相当出丑的一件事。

接着，又发生了饶欣龙事件，以及文抄公事件，显示工人党在政治上不够敏锐，政治智慧还不够。

工人党不能只是搞地方性基层话动
当工人党只有一个后港区的议席时，他们大可说“我们只有一个议席，能做什么呢”，那时，他们可以专注去搞基层，只需照顾自己如何争取每一张选票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他们拿下一个集选区，有6个议席，他们就不能只是搞地方性的基层活动而已。

在国家议题上，他们也必须有见解，至少要针对三两个他们所关注的议题，有深入的了解，并能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饶欣龙事件

谨新明日报二月十二日对饶欣龙事件的报导，本人觉得有必要回应。

虽然本人转载了黄亦杰的文章，但本人并没有挑战饶欣龙议员辞职的意思。本人只是觉得饶欣龙和工人党对此事件的处理不当，导致原本只牵涉饶欣龙一人的感情缺失的事演变成中间选民对反对党阵营再次失去信心。

1991年民主党和工人党虽然得到重大突破赢得四个席位，但后因民主党党争致使中间选民对反对阵营失去信心，而导致反对党二十年来都无法再次有所突破。在2011年的大选里，反对党阵营好不容易再次取得中间选民的信任，不只把六名工人党议员送进国会，大体上其他的反对党的得票率也有跳跃式的进步。但是这次饶欣龙事件，却可能使反对阵营又再次遭遇打击，被打回原型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这次事件的重点再也不是饶欣龙是否有感情缺失了。本人相信许多人对饶欣龙到底有没有情感越轨，大家心里早都有了定夺。最重要的是，工人党以第一世界国会为战旗、透明和问责为目标、魏征的大义为道德勇气走入国会，但是当自己的议员被质疑有道德缺失时，竟然一声不吭。这种沉默的处理方法，难免令中间选民对其政治架势的质疑。轻言魏征的大义，义无反顾地进死谏，塑造敢言不畏强权的幻觉，但是到了需要大义灭亲的时候，竟然鸦雀无声。这是令人非常失望的。工人党连承认过失，坦诚道歉，乞求原谅的道德勇气都没有，怎么能轻言魏征的大义呢？以此的鸵鸟政策来对应危机，工人党怎么能说服中间选民他们真的能成为世界一级的政党呢？

工人党目前是反对党阵营的龙头老大，如果中间选民对它都失去信心的话，他们又如何会对其他反对党有信心呢？作为反对党阵营楷模的工人党，应该有面对自己议员犯错的勇气。犯错并不可怕，人非圣贤，有道德瑕疵也是人之常情的。只不过我们不能容忍的是一个政党为了政治利益而包庇严重缺失。工人党让饶欣龙在没有任何具体交代的情况下辞去中委，这是非常不透明的做法。这与工人党一至提倡办事要有透明度相左。

工人党如此处理事件的手法是让人非常失望的，相比之下，饶欣龙辞不辞掉议员之职位已经并不太重要了。我恳请工人党为了真正建设第一世界的政治体系，应该拿出道德勇气来，把事情说清楚。如果饶欣龙真有感情缺失，就应该认错，对辜负了选民的支持道歉，并且乞求原谅。本人倒觉得这比辞去议员一席更为重要。

吴明盛

部长薪金调整 – 换汤不换药的政治秀

历时超过半年的《政治职位薪金检讨报告》昨天终于出炉，建议大幅削减总统、总理和部长薪金达28% 至53% 。这双位数字的减幅看来大刀阔斧，但是仔细研读当中的魔鬼细节后，就不难发现检讨报告只是一场换汤不换药的数字游戏。

去年大选之后，李显龙总理为了“顺应”民意，成立了政治职位薪金检讨委员会，检讨多年来被批评为过高的总理及部长薪酬，这也被普遍视为大选失利而重新笼络民心的动作。然而委员会到头来所作出的薪酬计算建议，显然是令人大失所望，因为它缺乏大胆改革薪金制度的决心。

首先，委员会建议把部长薪金基准与新加坡300万劳动人口中最高薪的48人，增加至与1000人挂钩，这种改动没有实际意义。单单把薪酬与高收入人士看齐，却忽略中层和基层人士薪金的变动，得出的结果是狭隘和有偏差的。

以2007年为例，当年我国基层人士的薪金呆滞，中产阶级的加薪幅度也不高，但是部长薪金却因为跟高薪人士挂钩而水涨船高，一口气飙升了60%！在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的新加坡，这种荒谬的现象更突显了薪金计算机制的不合理。

此外，委员会建议沿用花红制度，并作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修小补，即使改革后的最高花红从以往的27.5个月降低至14.5个月，但对国人来说，这仍然是个天文数字。

在计算表现花红方面，若纯粹以总理的主观意愿来决定，而完全缺乏客观的理据，那又如何避免官官相护呢？虽然国家花红的水平是依照包括经济增长、失业率等四方面的因素而定，但是报告所设的门槛过低，根本无法准确反映政治官员对国人福祉的贡献。

再者，新加坡作为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取得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受到外围经济环境的左右，不能直接跟部长的表现扯上关系，更遑论以此作为制订花红的指标。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身为服务国家的公职人员，竟然采用私人机构的薪酬配套，以所谓的“工作表现”来决定花红的多寡，未免偏离了公共服务人员应有的献身精神。

其实，就算不计花红在内，我国最初级部长减薪后的年收入，也大幅超越美国总统薪酬多达20万新元，并与香港特首的薪酬看齐。如果这样才能吸引人才，甚至确保高薪养廉，国人所付出的代价恐怕会是另一个“世界第一”。

诚然，检讨报告的确削减了政治官员的薪金，但是问题的症结未解，薪酬计算方法仍然不合理。我建议简化计算方法，取消花红，综合高、中、低层人士的收入作为官员基本薪金的指标，把官员和整体国民的收入全面挂钩，从而加强总理和部长对民众问责。

如果执政党天真的以为这次薪金检讨能成功化解民怨，那未免过于低估国人的政治智慧了。国民期望的是更彻底的改革，而不只是单纯的减薪。但是从执政党声明接受检讨结果来看，他们显然是缺乏政治决心去实行认真、彻底的改革了。

事实上，部长薪金过高只是民怨的其中一个诱因。多年以来，我国部长在领取世界第一高薪的当儿，却没有为自己的各种政策失误负起应有的政治责任，反而以各种理由搪塞，这才是引发民怨的真正原因。如果行动党不认真对症下药，切实执行政治问责制，相信民怨将继续累积，选民必然会在下届大选中以选票表达不满。

吴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