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马锡评论：行动党对新加坡人说：你死你へ代志！

主题:淡马锡评论：行动党对新加坡人说：你死你へ代志！
作者:冀居·谢 3:03pm 29/12/2009


行动党对新加坡人说：你死你へ代志！

2009年12月29日

5天过去了，对于李光耀在国家地理杂志所发表的狂言，新加坡报业控股各语文出版的报章都只字不提。

面对该杂志记者马克·雅各布森时，李资政以主要建构者的身份大谈执政党有关亲移民和宽松接纳的政策。

虽然他说他知道“有些新加坡人对于移民的大量涌入感到不高兴”，但是他还是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

“这些年来，新加坡人已经越来越不进取和努力，所以我们的国家欢迎很多大陆来的新移民是件好事。”李资政说。

李资政形容这些大陆新移民为十分“饥渴”，并且父母们都把“孩子看得很紧”。

“如果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被抛在后头，那是他们对自己的鞭策不够，苦果必须自己尝。”他打趣地说。

国会里有82个行动党议员，竟然没有一个敢公开出来驳斥李资政的评论。我们可以这样就认定他们都同意吗？

这就好比对新加坡的福建人说：你死你へ代志！——听惯这种语气的新加坡人，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虽然新加坡排在日本之后作为亚洲第二富裕国家，但是新加坡人却享受很少的社会福利，所以造成每年都有不少一流人才移居到澳洲、加拿大和美国等地。

政府可以在海外投资一输上百亿而不眨眼，却不要为新加坡人，特别是那些来自低收入的社群架设一个社会安全网。

人民行动党长久以来要新加坡社会避开任何形式的 " 福利 " ，并将之称为“拐杖思维”，认为将削弱我们的竞争能力。

如此，新加坡人就得工作到死。还有一个部长呼吁本地人要“更便宜、更快、更好”，要实现这个目标，我想他最好以身作则，先减自己的百万年薪。

我国的人均收入是高居世界第四，不过测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我们则在香港之后，在亚洲高居第二。那是因为国内有太多不成比例的亿万富豪。另一方面，日本却能够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保持领先。

而这样的差距唯有继续扩大下去，因为政府已经大开方便之门让追梦的外来移民大量涌入。

这不需要是经济学家也能看得出：大批廉价劳工的流入，当然会给大企业带来丰腴的利润，增加业主和管理层的收入，打压一般新加坡人的薪水。

与此同时，生意成本降低就无需通过提高生产力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提升，这个说明国民生产总值其实并不能真正反映一个国家人民的财富和全体的生活素质。

此外，人民行动党部长们的百万年薪是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挂钩，这也解释为何他们如此沉溺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

对于一般在职场讨生活的新加坡人，国民生产总值对他们来说并无特殊意义。他们担忧的是收入是否足够维持个人和家庭生活？如何开始一个家庭、抚养孩子以及老有所依？

20年前，也许要追逐新加坡梦还不太难；那时年轻夫妇还买得起政府组屋、没有外来者的竞争、和今日相比，生活费相对地低。在2003年之前，他们还可以一次过领出所有的公积金来安享晚年。

今天的新加坡人面对的是一个萧条、不确定和不安定的未来，新加坡人月入的中位数是2千600元，几乎和十年前一样，并且还要面对百物腾升，特别是政府组屋的价格。

一个大学毕业生起薪不会超过2千800元，除了偿还大学贷款，根本都没钱买辆汽车，更遑论结婚生子。

盛港的四房式组屋在1999年不超过20万，不过隔邻榜鹅区的同样屋子最近已经索价30万。还有在女皇镇的杜生预购组屋，五房式的平均售价是66万6000元。

根据金融顾问，一对夫妇至少要有7千500元的月入才买得起这样的组屋。或许还得每月拿出几百元现金来填补公积金户口的不足，这样下去他们在退休时的公积金户口已经所剩无几了。

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如果我们在人到中年的时候被外来人才抢去饭碗，或者意外致残、染上慢性疾病如肾衰竭，又或者官司缠身，那我们要如何养得起自己和家人呢？

在“把PAP踢出去”的facebook上，特雷斯·陈网友和大家分享一则揪心的故事：

“我认识一名肾脏和心脏都出毛病的半瞎女子，由于健康问题而不能工作。她现在四十多岁，是个单亲妈妈，有个就读初中三的女儿。以前她向家庭服务中心救助，家庭服务中心明了她的困境，就帮她付建屋局房租、水电费和杂费。此外她每月还获得300元补贴，和让她女儿在学校用餐的250元零用钱。经过两年多的援助，家庭服务中心最近通知她，该中心不能再继续提供她每月三百元和女儿学校零用钱的补助，虽然她的情况没有丝毫改变。他们指示她在接见选民的时间去找贾古玛，那里的人就帮她写封信到东南社理会寻求援助，结果社理会的回答是：‘已经帮了她两年，不能再帮她了。’她回去找国会议员，他说已经帮她写信，就只能帮这么多。”

上面的故事绝不是单一个案，而是时时在我们周围发生，说不定有一天也会发生在你我身上。

行动党可以暂时提供求助者职总超市礼券、水电回扣和免除杂费，然而这一切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如果上述的女子不能找到或者保住一个长期饭碗，那么政府就有责任支撑这个家庭，直到她的女儿毕业出来找工作为止。

此外，在新加坡还有很多穷困者够不上国家援助的严格规定：必须由医学专家裁定永久性伤残，或者证明是无亲无故才能获得公众援助金，而且批准与否每回还得依情况而定。

另外一个真实故事：有个73岁老妪在大巴窑七巷靠拾纸皮为生，她有个五十岁的儿子，由于天生弱智不能找到一份稳定的职业。她够不上资格就因为她还有个儿子，然而没有人要聘请她儿子这个事实则搁置一旁。

由社青体部所发出的公众援助金是目前每月330元，显然不足以在新加坡维持一个像样的生活。

几年前，当行动党议员梁莉莉医生要求社青体部部长维文医生把290元援助金提高，那么这些受惠者才能有一天三餐的正常饮食时，维文当场问道：“你要多少？你说的三餐是在小贩中心、食阁还是餐馆吃的？”

这当然不是社青体部经济拮据，才无法帮助更多的人、因为维文医生最近才披露一个1000万元的“社区融入基金”来帮助新公民和永久居民觉得在新加坡“受欢迎”。为什么不拿这笔钱去帮助那些曾在建国时出过一份力的人们呢？

民选政府的基本功能就是要照顾选民，而不是通过一些暧昧的数据和外国竞争、夜郎自大或者使用本地纳税人的钱乘飞机到处去教训别人怎么治理国家。

李资政的讲话显然破坏人民行动党要把自己装扮成爱民政党的任何企图。他已经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新加坡人赶不上新移民，不必期望行动党来打救——那是我们人民自己的代志，不是他们的。

也就是说，一个大学毕业生为了追赶升腾的屋价而无法成家立业，也不必期望行动党会把价格拉下来。

一名中年人被中国或印度找来的更年轻的廉价劳工所取代，也不必期望行动党会帮他找到一份工作。

对于年长者由于公积金户口没钱而必须当清洁工来养活自己，也不必期望行动党保证他一天有正常的三餐。

这是新加坡社会在44年行动党一党独大下养成的——冷酷、无情且物质至上。这样的社会真能吸引到最好的人才前来吗？在中国和印度移民心里，新加坡在他们的名单上已经是渐渐“排除”，他们之中的出类拔萃者都喜欢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澳洲去，这一点都不奇怪。

行动党的经济政策已经让低收入群蒙受打击，现正转向中等收入阶层。而有钱商贾、医生、律师、会计师和工程师或者以为他们在行动党的庇荫下“发了”——最好再想一想你们的子孙将来会怎么样？

难道你要他们和外国人在新加坡大学里争夺位子吗？你要他们和那些所谓“进取和努力”满足于2000元以下薪水的新移民为一份工作抢得头破血流吗？你要他们长期紧张、失望和不快乐，就因为他们找不着一份如意的职业吗？最后，你真的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工作到最后一口气，就因为他们永远无法退休吗？

即使是身为行动党党员，和制度有很多联系的，你的未来也不见得如表面那么风平浪静。除非你能跻身精英阶层，否则你不知道何时会被他们从中国、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孟加拉、廷巴克图跟天知晓国度找来的“新宠”所代替。

行动党在八十年代一批老将退下以后，根本不能再称为一个政党了。它更多像一个摆满假人偶的百货市场来表演“议会民主”空壳给全世界看。

诚如李资政自己说的：

“要当个总理，你不必每样乐器都会，但是你都要认得；哦！他是个好提琴手，所以他来当第一小提琴。他可以去当倍低音、他可以玩中提琴、他玩喇叭、他玩鼓。只要把他们组织起来，你就能玩出美妙的音乐。当你建立起一支好乐队的时候，即使放个假人在那儿（指挥），也一样能玩出美妙的音乐。”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82个行动党议员不敢顶撞老家伙的原因——因为他们都是假人，其实都没资格在那儿。

所以新加坡人，下次再有行动党议员来跟你说：他会为你在国会发声。别忘了提醒他们行动党给新加坡人的口号：

“你死你へ代志！”

香港政局 - 五区总辞行公投的争执

香港曾荫权政府推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政改方案，导致泛民主派反对声四起，直指这是民主倒退的方案。

其实香港相较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来说是比较先进民主的。虽然它也有集选区，但是它在这一些集选区实行的是比例制。这种制度运用在集选区里就会显得比较公平，每个不同层面的声音可以从中得到充分的代表而呈现于议会里（立法会）。

可是美中不足的是，这一些民众普选出来的议员也只占了香港立法会的一半。另外一半是由相对少数的利益团体或集团投选出来的议员，称功能组议员。香港泛民主派的政治团体就是在争取把这一些功能组别投选出来的议席废除掉，而使全部的议席都由全港人一人一票普选出来。

另外，香港特首也不是由所有港人一人一票普选出来的，而是由800民多数由亲中共体系内的人投选出来的。这次政改把有投票权的人提升到1200人，但这也不是普选的体现。香港泛民主派也正在积极争取特首由普选选出来。

在中国与英国一起起草的香港基本法（等于一个政治体的宪法）中明确的承诺香港最终在1997年回归中国十年后必行双普选。但是中国方面一直拖延这条文的实现。最终由中国人大释法，定于2017实行特首普选，2020年实行议会全面普选。

可是令人纳闷的是，曾荫权政府竟然提出同时增加功能组别议席和普选议席。内藏玄机的是，官方提出这多出的5席功能组别是由地区区议员（注：香港实行的是双议会制，一个是区议会，是代表社区为区内向政府提出有关区内的问题和建议,另一个就是立法议员，代表港人提出和实行立法权力）中遴选出来的。官方认为这样的功能组议员就比较有群众代表性。但是，这也就是泛民主派的忧虑！中国方面会不会以此歪曲了“普选”的定义，从而使用这借口声称区议员也是“普选”出来的，而名正言顺的从每一批区议员中挑选亲中立场的区议员让他们成为立法会里的议员，最终保留“功能组别”而使中方永远保留全面控制立法会的权力。这是变相的干预港人治港的制度，违反原有基本法的原始精神！

港府当局要是有心逐渐实现真正的双普选的话，理应逐步减少违反普选理念的功能组议席才对！事实上，它目前的这个整改方案为以后保留功能组议席的“普选方案”留下了伏笔。

政治是充满幻术甚至骗术的。但是同样相似的伎俩运用在不同的体制里是会有不同的结果。在一个充满言论自由，报章、电视、广播媒体百家争鸣的香港，这种政治幻术是根本无法扎根。反观在新加坡，从“民选总统”至“集选区”的政改，甚至于公然以政府资源投入地区建设作为选举收买选民的伎俩，这种种的政治幻术全都在执政党牢控的媒体护航下混过去。

香港的可爱之处就是它的文化思维和民主认知。就连它的中学生都在质问这政改的方向是否恰当！香港学校的“通识”（普通常识）课程是由小学一年级开始实行。而这课程不时都灌输着香港社会的民主、人权等的核心价值观。假以时日，香港人的核心价值的认同将是它最主要的政治与经济财产。

就如这政改的议题，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普遍的认知，那就是这政改不符合逐渐走向全面双普选的方针。但是泛民主派还是没有达成如何应对香港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的策略。除了要求香港政府提出具体的普选路线图外，泛民主各政党对于以怎么样的形式去抗争和争取普选出现了极大的意见分歧。新加坡人也许会对这种情况感到奇怪，但是在一个真正的多党制的政治体系里，这种意见分歧是非常普遍和正常的。

香港泛民主派政党基本上有三大党。比较主流的政党有民主党和公民党。比较激进的是自称“真正的左派”的社会民主连线（简称社民连）。社民连提出了有别於传统的示威游行抗议的新抗争战略。他们提议五个集选区里的一些泛民主派议员提出辞呈，致使广泛补选的产生而间接形成对政治改革议题的“变相公投”。这建议当然存在着巨大政治风险但是如果泛民主派候选人如果能全胜，这将释放巨大的政治能量从而对曾荫权政府形成压力。这“变相公投”也能间接的提醒中共当局香港人对一人一票普选的坚持是没有妥协的余地的。假使以后中共要以区议会议员包装成“普选出的功能组立法会议员”，想以此浑水摸鱼的实行假普选，香港人必定抗争到底。至少，这“变相公投”将是非常有说服力的预警。

一向跟社民连关系不太好的公民党对这建议非常感兴趣，并且已经决定参与五区请辞变相公投的计划。然而民主党却坚持反对此行动。民主党内部两位元老级人物李柱铭和司徒华意见相左，甚至掀起骂战。

司徒华的论点有二，一是五区总辞是“极端行动”，而且是“激进派”社民连提出来的，不可以“随之起舞”。第二点是如果变相公投失败，赢不回来那一些辞去的议席，那么就没法阻止这政改法案通过（这法案需要二分之三的立法会议员的同意才能通过）。与此同时，也间接说明泛民的立场没有得到广大香港人的认同，争取双普选便失去政治正确性了。他坚持以街头游行来抗争但同时保住立法会的否决权。

以一个新加坡人的角度来看，这是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司徒华会认为以体制内请辞而致使变相补选，以一人一票的形式对一个政府的政策提出合法理抗议与杯葛还会比街头游行抗议还“极端”！？这真是令人费解。司徒华本身不是一个畏惧强权的人。最近他还因行使“极端”的“公民抗命”，参加非法电台广播而遭到香港政府提控而被判罚款。他也已声明绝不付罚款，继续以“公民抗命”形式抗争到底。一个合法的变相公投诉求怎么会比一个非法的“公民抗命”还极端呢？

其实说穿了，民主党还是为了本身的私利为出发点来考量整件事情。他们是担心本身的席位会受影响而不敢面对民主挑战。从民主党不会以党的名义去支持友党，帮社民连和公民党辅选的决定来看，民主党真是被自身的利益冲昏了头。民主党应该对广大香港民众有更大的信心才对。

就算民主党不参加这五区总辞行动而社民连和公民党依旧执行这计划。如果他们因得不到民主党的全面支持而在补选中失去议席的话，泛民派也未必拥有足够的票来否决这政改议案。退一步来说，如果变相公投真的失败的话，泛民派也必须认真思考这失败所带来的重要民意启示而为他们的政治立场做出适当的调整，勇敢面对民众的调教。这才是尊重民主的行为，而不是一味躲避真正民意的回馈和考验。

五区总辞行公投这一步险棋其实有它非常可取之出。毕竟香港政府不像新加坡行动党政府一样”怕输怕死“，在议员辞职或去世后不举行补选。香港当局已经承诺如果议员辞职，一定举行补选。街头游行抗议毕竟有其局限。就算有50万人上街，但相对于700万人口，那是一成都不到。一个正式的公投策略能完完整整的把民意表现出来，让民主派得到更大的政治授权去给香港政府和中共施压。这一步棋依旧是在体制内抗争的，并不是体制外的极端行为。

当一政党把自身党的利益放在社会群体的利益之上时，民主的警钟就必须响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新加坡的在野党政治。因为我看到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很多时候已把它党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了。从这事件看来，香港民主党也逐渐踏上这政治的不归路了。这是令我非常失望的。

香港民主党不参与五区总辞已成定局。如果以政党利益的角度来看，要是社民连和公民党成功从这变相公投中得到全胜，民主党的老大地位必定受到动摇。这对它在2012年的选举将非常不利，因为那两个小党已经能独自争取到香港支持民主的选民的支持，也可能因此使原本只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在往后的选举中转而支持社民连或公民党。我估计，公民党将是最大赢家，它必定能瓜分到民主党所流逝的最多选票。

倘若变相公投失败，民主党也不会得到好处。民主派中间选民可能会因此迁怒于民主党而往后不再支持它。

民主党这一决定是一开始就注定是双输的。也许它是希望以此决定逼使公民党放弃这五区总辞行变相公投的路线，但事实证明它已经判断错误。很讽刺的是，看来现在民主党也只能希望变相公投会失败，以求个两败俱伤的结局了。

吴明盛

【轉載】激進就是有罪?

【轉載】激進就是有罪?
讀社會科學的，對激進政治總有某種情意結，因為看人類政治歷史，激進政治從來堂而皇之。試問哪一次人類文明的大躍進，不是來自激進思潮及行動？建制容易腐化，社會傾向因循，激進行動及思潮，是帶領人類前進的一大驅動力。

就以香港為例吧。不少人經常緬懷殖民統治，珍惜種種如法治、廉潔、自由市場、社會福利網等「優良殖民傳統」。但只要把鏡頭拉回六、七十年代，殖民統治絕對是千瘡百孔，今天我們所享的「安定繁榮」，實有賴一浪浪當時被視為「激進」的抗爭，令殖民政府不得不回應、改善，承擔開明管治的責任，並進行制度更新。近年的香港研究已不斷指出，激進政治從來是香港發展的重要一環，不可或缺。


「盛世」需「怪人」激進言行衝擊思想

在看似太平的「盛世」(儘管社會矛盾、衝突只被掃到社會暗角處)，社會更需要有些「怪人」以激進的言行，衝擊大眾思想，提醒我們公共事務及社會的可能性多的是，因為只有這樣，才有真正意思的思想交鋒，拉闊社群的想像空間，讓某些議題可以萌芽、生根。環保運動在十數年前不也是被人標籤為「阻住地球轉」？沒有環保人士的堅持，環保問題今天那會變得這麼理所當然？

重讀Mark Kurlansky寫1968年世界社運浪潮，不無感慨。他指出1968年為何振奮人心，不在社運有多「激」、抗爭行動有多創意、或社會有多一呼百應，而是在於不同社會像同時進行「交談」，把一切關於社會前途的意見「攤出來」，而當世界有若干人口對現況不滿，而同時拒絕沈默，站在街頭大聲疾呼，這才是讓全人類感到真切的希望，而不需被動地等什麼什麼「希望批發商」販賣承諾及激情。

當然，激進政治有其激昂面，卻也有務實一面。「務實處事，追求不可能發生的事」(be realistic, ask for the impossible)，是Kurlansky對68年社運浪潮的歸納。激進政治往往有兩大險處，套在香港亦適用。一是行動「儀式化」(ritualized)之險，而忘了保持思潮的前衛進步性，比起行為激進重要百倍。欠缺足夠理論基礎及說服公眾的能力，激進行為變成形式，那頂多是「政治保守」套上新裝而已。而當主流傳媒傾向「娛樂大眾」，播幾句soundbites或幾秒對抗場面，滿足大眾對欣賞「大事件」的感性渴求，一切討論被瑣碎化，運動內藏的改革動力被隱沒在「做場騷」的形象上，這可能才是激進政治落得最可悲的下傷。

其次，是如何梳理好與群眾的關係。激進主義者必先要具自信作為時代先鋒，但這樣也容易陷入盲點，認為「真理在手」，否定群眾生活、想法亦可能有其智慧，也排拒達到相同目的其他途徑。激進政治的核心，就是堅信人類共存有其他可能性，也因此需要更大的包容性，接受自己的路線思想亦有可能出錯、過時及不合社情的可能。左派歷史學家Eric Hobsbawm說得好：「我們要發問，亦需要解釋；最終我們要不斷向自己提問。我們要有心理準備犯錯，我們不可再裝作知曉一切答案，顯然我們不是。」

如何做好這兩點，坦白說，我說不準。卻只知道不少傳媒大眾本能地將連「罷工」都要請假的社工說成「激進」、將像露宿者的保育人士說成「滋事分子」、甚至將和平遊行爭普選說成「搞亂香港」，是極不負責任。我們不斷貶責「激進有罪」。卻又不斷收割上一代激進政治的成果，是否自私了一點？

這星期開始教學，特意把社會運動研究納入課程，希望讓學生反思，默認自己沒有選擇，本身就是一種選擇——你選擇了不去改變現況。而這可能也是香港的激進政治勢力最急切要打破的思想枷鎖。

南方朔觀點－崇禎併發症：自戀型領袖的誤國

南方朔觀點－崇禎併發症：自戀型領袖的誤國

* 2009-12-08
* 中國時報
* 【南方朔】

　北京故宮的後門有小丘，叫做煤山。上有當年崇禎皇帝自縊的那棵樹，原樹兵燬，後人重植，已枝葉扶疏，成了大樹。多年前一個秋日黃昏，我到該處憑弔，繞樹三匝，古木悲風，訴說的都是歷史的悽愴和反覆的愚蠢。

　在此重提明朝崇禎皇帝，並無任何借古諷今的念頭。而是用當代政治學的標準來分析，崇禎乃是所謂「自戀型領袖」的最標準樣本。領袖的極端自戀，小則誤己誤身，大則誤國誤民，崇禎的自戀，就是個「誤」，他「誤」了一切。

　崇禎乃是典型的誤國亡國之君。可是他即位之初不是這樣的。當時魏忠賢濫權，朋黨營私，崇禎立即殺魏忠賢並全面罷黜他的黨羽，看起來很有一點中興氣象，崇禎也自己照鏡子，愈看愈得意，真的以為自己是蓋世無雙的明君。於是由自戀轉自大，由自大變成剛愎自用，刻薄寡恩。明末出了一堆混蛋皇帝及大臣，但他們再怎麼混蛋，還是知道要替國家留一些能吏勇將，去做他們沒有能力去做的事。但自戀刻薄的崇禎自以為是，認為天下只有他是對的，別的人都不盡忠報國，於是他連國家最後的名將熊廷弼、袁崇煥這種人都敢殺。他在位十七年，只相信自己和身邊一群新的奸臣小人，搞到國事日非，民生更苦，最後是貧苦農民造反所形成的流寇，在李自成率領下攻入北京。最荒謬的是，崇禎到了最後還不認為亡國是他的責任！他自縊煤山之前，在衣襟寫了遺詔，仍有「然皆諸臣之誤朕也」之句。自己把天下搞垮，還以為與他無關，都是別人的事。這種混蛋皇帝，真是自戀到了瘋狂昏瞶的極致！

　崇禎皇帝自戀自大自以為是，乃是自戀型的領袖走向瘋狂的極端代表。近代政治學對領袖的自戀人格著墨極多。一般而言，領袖有適度的自戀，把自戀轉化成自尊自重以及催化出的自我能力的嚴格要求，這未嘗不是好事，但領袖病態的自戀卻也所在多有。那種領袖只愛自己，不愛任何他以外的別人，永遠活在自我的良好感覺裡，相信自己永遠不會錯，責任都在別人。當一個國家出了這種自戀型的領袖，老百姓只有「挫咧等」的份了。

　當代知名的領導學專家波耶特（Joseph H.Boyett）在近著《選民進化論》（Won’t Get Fooled Again）裡，有一個專章談自戀型領袖。他指出，自戀型領袖在達到權力的高峰前，由於自戀所創造出的形象很迷人，而且自戀的負面效果還沒有累積到足夠的量，人們普遍會對自戀型領袖寄予過高的期望，因而有利於他快速攀上權力高峰。但到了這時，自戀型領袖的人格及能力特質裡的巨大缺點就會開始暴露，而使他站到很陡峭的滑坡邊緣，很容易快速下墜，波耶特還特別條列出自戀型領袖的許多負面領導症狀，我在此將其中比較有現實性的若干缺點摘要列出：

　──他喜歡刻意表演自己的一些專長，如秀自己的英文，他總覺得自己永遠對，都是別人誤會他、嫉妒他、中傷他；他看不起別人，總認為別人沒什麼，他貢獻最大；他的語言裡，最常出現的是「我」這個字；他沒有同理心也不想有同理心；他不需要了解別人，只要別人了解他；當別人談到他的問題時，他通常都會做別的事，用行為語言表示不耐煩；他喜歡用道德語彙自我包裝，顯示完美；他對年齡與身體有病態的敏感；他不信任別人，只相信小圈子親信；他拒絕別人分享成功，也拒絕承擔過失；他的決策草率但都有理由；他從不肯定下屬，只要下屬效忠。

　因此，自戀型領袖是可怕的，他在自戀裡誤人誤己，誤天下誤蒼生。他搭纜車快速上高山，迎接他的卻是個大滑坡。也正因此，自戀型領袖自己要小心了，必須像拚助選一樣拚著去消滅自己的自戀自大；而這種自戀型領袖的徒眾也要小心了，這種人的自戀自大，乃是他們搖旗吶喊造成的。他們要幫助消滅自戀自大，已不能繼續搖旗吶喊，而應敲鑼打鼓的嗆出不滿之聲，看看自戀自大是否老天爺保佑脫胎換骨！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