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权分立多党比例制 - 长期政治稳定的保证

五权分立多党比例制 - 长期政治稳定的保证

刘学敏在 "比例代表制行不通"（《联合早报》，10月26日）一文中指出新加坡所已承袭的英国其实具备了“民选的独裁政体”的特质一点也没说错。就是因为这样，孙中山一早就否定了以英国的模式而制定中国民主方向的参考。孙中山是以美国三权分立的基础加以考量，设计出五权分立的亚洲民主概念。

目前，我国的体系除了执行权和立法权无法分隔以外，选举局、有监察权的贪污调查局与内部安全调查局和高级公务员与大法官的委任权都集中在执政党手里（总理公署）。这是非常集权的体制。我们也许认为目前没问题，但谁能担保几十年或百年以后不会出乱子呢？我认为除了实行比例代表制以外，这一些权力的分立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所提出的比例代表制是建立在五权分立的基础上。只有真正的权力分立的制度才能起着真正的权力制衡的体系。刘学敏提到我国有民选总统为一个制衡点，但事实上，这么多年的实践中，我们所目睹的是在一党独大的国会体制里，民选总统的权限是会被这执政党以修宪来加以削弱的。从这点看来，权力分立本身必须在立法权不被垄断的情况之下才能运行得好。而目前唯一能确保立法权不被垄断的机制便是比例代表制。

其实刘学敏所提出的少数政党在比例代表制里所起的作用是双面的。一方面，它能防止少数人或甚至民族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它也能起着平衡关键的力量。至于所谓的“极端政见”变成国家方针，那倒也未必如此。在政治现实中，任何政党如果要保持多数民众支持，无可避免的，它们必须倾向于中间倾左或倾右。如果一个执政联盟里的第一大党没法在联盟里把握那微妙的政党政治平衡，被小政党牵着鼻子走的话，那无可避免的，它也必须面对下台的结果。许多人会认为那是政治不稳定，但事实上这是民主过程中必须经历的政党轮替的过程。

追根究底，任何一个民主体制要运作无碍，很多时候是要靠国民共同创造出来的核心价值观。这也必须依靠国民对民主认知和政治意识的提高才能做得到的。比如，之前我所提到的北欧的协商民主比例代表制尽管它充满了许多小政党，为什么会实施得如此成功呢？它们并不见得就会被“极端政见”的小政党左右朝纲。多党协商也不见得会造成政治不稳定。这其实与它们的人民教育水平和素质有莫大的关系。庞大的中产阶级左右了各个小政党的政策方向。与其说它们在各个领域的优势是因为有超能的政治领袖来治理国家，我倒是觉得是因为优秀的人民通过那协商民主比例制造就了一个能干而不被集权主义冲昏头脑的政府，而使他们的国家稳定、富强、经济竞争力领先诸国。

如果一个国家的贫富太悬殊，那很难免的，那一些所谓的拥有“极端政见”的政党必会有“市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民必定会进化而进步。而这动力其实很多时候是从政治斗争中所产生的。譬如，为了巩固政治实力而断绝人们对共产主义产生任何向往，除了以非常手段对付共产党员或甚至左派人物以外，其实最有效的是使多数人富裕起来，减少贫穷，这便会减少（暗地里）支持共产主义的人民。这是以往行动党所采取的策略。虽然左派只在国会里呆了短暂的时间，但他们对行动党也起了一定政治互动甚至斗争的推动力，而伸展到社会建设上。

所以我认为，在任何一段民主发展期间，就算有少数“极端”小政党有办法从比例制挤进国会，那只能说明它正体现了这社会在那个时代，真正存在着某种不平衡或分化的因素。执政的最大党或各个走中间路线的大党也因此须正视这群人的存在和他们的诉求，尽量把他们拉近中间多数主流的民众中。久而久之，这些“极端”小党便会失去群众支持而不得不改变路线。简单的说，如果有哪一些“极端”政党能生存在比例制的国会中，那么这也就是体现了这社会因某种原因发生了社会局部极端的分化。这反而是对社会潜伏的危机起了警号作用。

我并不认为一个体制如果有少数“极端”政党就必定会造成政治混乱。其实，在许多民主国家里，它们还是包容信奉共产主义的政党的存在。美国和欧盟各国都有合法的共产党。但它们并不是政治不稳定的因素。通常政治不稳定是由被忽略的社会分化所造成的。以色列为例，它政权动摇是由长期主战主流意识逐渐转变为主和意识所造成的，并非单纯的由多党执政联盟分裂所造成的。

我相信如果我们能认清这五权分立、协商比例代表制的运作而取得社会对民主的共识，我们就能建立一个比较完善、以人为本、更稳定的体系。

吴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