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une 15, 2013

痛心疾首

最近为了工人党市镇理事会和小贩中心清洗有关事件写了几篇文章,导致许多蓝营的人和支持者攻击我,甚至诅咒我全家人,我感触良深。虽然我对这些诅咒真是一笑置之,但是更使我心寒的是我们反对党的支持者几乎已走入疯狂是非不分的阶段。

以往我对行动党人的辱骂,也处之泰然,直到有网友问我为何不把他们的辱骂留言去除掉,我只笑着回应我要让世界看看我国的真正的政治生态。之后,再也没有行动党人在我部落格乱骂了。他们已经进化成长了。可是,回过头来,我们反对党阵营的人,以往最憎恨行动党任意封杀言论自由,现在竟然也步了行动党的后尘,滥用言论自由回头企图打压其他人的言论自由!这是我们民主政治发展的最大讽刺!


早报百草园刊登了一片“明盛之怒“(见下文)似乎把我写得是发怒了,其实我何止是发怒,简直是痛心疾首!

以下是我回应一些质疑我对工人党批评的反对党阵营的人的文章以及我面簿友人的评语。希望这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我的立场。

对于一些从未在政治前锋冲锋陷阵的人来质疑我的人,我是不会有任何意见的。我只对那些在没有人愿意冒险加入垂死挣扎的工人党时挺
身而出的同僚有无限的敬意,就算是因丑闻而被逼退出的饶欣龙,也为工人党今天的成就付出过。
前人种树后人纳凉,但后人就不应该以为这树也只属于他们的成就,可任由糟蹋。
一党的政治资本是累积出来的。
至于为何极度失望,那可是对工人党以往的期望的落差必然的反应。不身在其中是不能完全了解的。
我们这一群在2001年大选过后加入工人党的人,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有一个危机使命,别让在国会微弱的反对党消失。我们也认真的对待那时眼前所面对的所有种种障碍,把它们一一克服。我们带着复兴反对党的心情,默默耕耘。
我们都有坚定的民主政治的信仰,为民服务,奉献。我们坚决反对行动党那高傲目中无选民,以行政优势买选票,完全没有政治责任感等等恶劣政治行为。你问我为什么极度失望?

吴明盛

Dong Dong Zai:



吴老大在说什么?理解简单。--
一瓶可乐的感觉和另一瓶可乐的感觉,对另一瓶可乐的口感与往常不一样,对吴老就有很直接的回响,可乐出现大问题!..... 因为他曾参与过(可乐)整个产业链的过程。一般人对(可乐)品牌信任,味道总不会有太多质疑,但他把青春全情投入生产的那个年代,如同他在工人党熬过的日子。这里指的味道;是行政模式匮乏和政治理念的流失,乃至以民为本!.... 或更坦然的说;人民的福祉绝对不能是曾经被人利用过的一种幌子? 聪明的你看懂了吗?
 



漏网新闻

工人党管理的阿裕尼—后港—榜鹅东市镇理事会与国家环境局过去两个多星期就勿洛北两小贩中心高处清理问题针锋相对,引起前工人党中委吴明盛频频在个人面簿和博客发帖评论。

吴明盛针对这起事件对工人党市镇会作出了不少批评,包括指工人党不愿与小贩直接沟通、对小贩大清洗缩短无故损失四天收入缺乏同理心,而且一直把批评归咎于政治目的等。

在最新一则帖子中,吴明盛虽说“希望这是他针对这起风波的最后一则帖子”,却依然对工人党和国家环境局左右开弓。他一方面批评阿裕尼—后港—榜鹅东市镇会主席林瑞莲对清洁承包商不专业又不道德的行为不负起责任,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也指国家环境局的沟通有欠理想。

吴明盛曾在2006年大选代表工人党竞选阿裕尼集选区,但大选后退出工人党,加入国民团结党,并迅速窜起成为该党秘书长。在2011年5月大选失利后,吴明盛以“新加坡需要政治教育和建设一个理智的公民社会”为由,卸下国民团结党职务,当起无党派政治观察家。

吴明盛在网上一向言辞犀利,近来的连番批评,甚至引起了不少工人党支持者的不满。吴明盛昨天就把网上一些强烈抨击他的帖子以截屏(screen capture)方式放上个人面簿,还注明“我从蓝色阵营那里得到的咒骂”。

对于自己的口不留情,吴明盛曾对媒体说:“我们把一个反对党扶持起来之后,不应该溺爱它,应该更严格地督促它。”(婷)

Tuesday, June 04, 2013

一种信念 一份坚持- 悼六四



就在今年六四前的几天,我在香港接待了从中国大陆到访的宾客。这一些宾客当中有一些是大陆官员。他们年纪比我稍微大一些。正巧时逢六四悼念晚会将近,话题便无意间转到六四事件去了。

他们都说在那89年,他们还是大学生,所以也参与了学运,示威游行去了。班上几乎所有学生都有参与。虽然不是在北京念书,但是记忆和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学运被镇压了以后,他们还需要写报告,说明为何上街游行。但是如今,那时的“动乱精英”,有许多都当上了高官被重用。这是中共无可奈何的事,因为这些能成为学运的学生领袖,必定有其过人之处,是人才,国家的栋梁,怎么能因领导学运就不重用呢?就算有一些被列入黑名单的学生领袖,也被重用了。而中共也重新把“六四动乱”巧妙的改成“六四事件”了;总不能把在中共政府身居高位的人称为“前六四动乱精英”吧?!




对于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客人来讲,这是一种“平反”的形式了。我当然不以为然,但是这毕竟是环境所造成的观念差异,也无须与他们争论。他们倒是好奇为什么我这个新加坡人对六四悼念这么重视。我当时没回答。

八九年六四学运发生时,我还是年青人。但是这事件对我往后的政治路程起了很大的影响。那种震撼力,颠覆了以往的信念,对政治独裁或一党专制的政治体系,起了根本的顾虑,甚至痛恨。虽然经过时间的淡化,痛恨虽然已经消失了,但是对自由民主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

这事件也使我意识到我们不能把民主、法治、清廉、正义等等的价值观,当成理所当然的,或托付给一党专制的制度。仔细想想,如果没有六四所流的鲜血和学生的牺牲,就没有造就我这坚固的自由民主的信念了。是他们的鲜血,无形中变成了我的民主信仰的养分,塑造了我这一生的政治方向。这是我对六四罹难者的“亏欠”,也是为什么我对六四悼念这么重视的原因了。我是带着感恩的心来悼念他们的亡魂的。当然,也为他们的死,追讨公议。

我们这一代的新加坡人,由于只经历过白色恐怖的70年代,没有像我们的前辈一样接受民主抗争的洗礼,所以大多数都是政治冷感。 这也造成了反对党或公民社会在2006年前形成了严重的断层,青黄不接。六四事件虽然发生在远在中国的北京,但对我来说就好像身历其境一样。当时读到屠城的新闻时,眼泪不禁的涌现。如今,每次六四悼念唱起那几首歌时,也一样泪满流。这悲痛的震撼,使我仿佛经历了真正的政治洗礼。




反观处于隔邻的香港,想必它的人民所受的冲击会更大了。六四的不义屠杀也为香港造就了许许多多的政治精英。如今许多的民主派人士,都是受当年六四事件的影响而愤然加入了民主斗争的行列。每年举办六四悼念晚会的支联会,也成为了香港民主政治的摇篮,为香港培育了许许多多的民主斗士。当中有著名的“长毛”梁国雄。许多新加坡人以为这长毛是个像流氓的粗人,其实不然。他的政治文采不是普通新加坡政治人物能比得上的。他为今年六四所写的文章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们这一代受过六四屠杀间接或直接洗礼的人,尤其政治人物,不管在何方,都培养了一套对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和公义坚定不移的核心价值观、信念和理想,而且对追求这民主理想都会有那份坚持和盼望。通常被大家归类为“超现实”的香港人,也会对这理想有所坚持和执着的。

今晚的悼念晚会就是很好的例子。原本晴天就在众人唱着《自由花》的那一段“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时竟然下起大雨来。这好像是冥冥中所安排的考验。接着大会的音响系统便失灵了。就在这一遍人海茫茫的孤寂里,99% 的人都坚持耐心的等着,整整等了超过30分钟。当雨越下越大时,年青人便不时以喊“平反六四,永不放弃”的口号来鼓励众人坚持到底。闷时,还会一起唱起那几首大会的歌来了。




原本一片烛光的场地,全换成了一片雨伞,但人群丝毫没减退。一有少数人离开,便有人走入会场补上。在那过半小时的时间里,没有喧哗埋怨,只有感受到那一丝丝可贵的民主战士的精神。

当雨转小而音响系统逐渐恢复后,每个人都欢呼,似乎为着印证了“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那般对自由民主战斗的坚定和决心,通过了大自然的考验而欢呼。雨伞收起,烛光重现。这就是香港人对追求民主坚定不移的毅力的展现。



也就是这种信念致使二十四年来,香港人都风雨不改的以烛光悼念六四冤魂。纵然悼念的方式是一成不变,唱的歌也是年年这几首主打歌,但是出席的人数都上千上万。最可贵的是,香港的民主理念,能薪火相传,近几年来出席的年青人是越来越多,就算是90后的年青人在89年六四事件发生时都还没出世,但学校老师的传承,让这些学生们实实在在的领悟到香港自由民主的可贵是建立在六四学生的牺牲上的。

几万人,就凭着这么简单的一种民主信念和一份坚持,克服了倾盆大雨的考验,完成了悼念六四亡魂的烛光晚会。





今天,六四亡魂并不孤独。


祭六四亡魂。

吴明盛













Monday, June 04, 2012

从六四烛光晚会看新加坡第一世界政治发展



今晚带着家人一同到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出席了第二十三届六四烛光晚会。小女是第一次参与这每年一度的民主政治活动,意义非常。小女还小,可能还不完全知道六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我想身为父亲的也只能尽量提早让她接触民主活动,希望能从中潜移默化的让民主精神薪火相传。

长久以来,许多经历过六四运动和浩劫的学运份子都赞誉香港为“中国的良心”。这的确一点也不夸张。八九运动时,香港的学生会和工会都声援北京的学运,甚至出钱出力,运送物资到北京支援那些学生。当六四屠城发生后,香港的民运人士也出钱出力,甚至是黑社会组织,也出手帮助北京的学运领袖逃亡,营救他们。这就是当年著名的“黄雀行动”。事后的每一年,司徒华创建的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便每逢六月四日就组织六四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和为他们向中国共产党声讨公道,要求平反六四。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六四国殇,在香港这片充满功利的资本主义城市里,我想也很难唤起民主意识和对民主正义的渴望。因六四,香港成为了中国的良心,但六四国殇也唤起了香港的民主政治意识。香港从八九年六四事件后,就马不停蹄的对民主发展推进,逐渐的形成了自由、民主、社会正义、廉洁为香港共识,使之成为它的核心价值。

这种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也逐渐成为香港的政治体系的推进的动力。虽然香港只是中国的附属城市,但在这一国两制的局限下,香港不只是中国的良心,而已成为中国民主发展的典范。第一世界的议会,需要第一世界的政治发展作为后盾。而第一世界的政治发展必须先向不合理、不合社会正义的事情说不。维护公正与公平的社会次序是第一世界政治体系的首要任务。

回头看看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史,在一党专政之下,充满了多少不公的事件,多少政治人物和社运份子被无理的监禁,但是我们的社会对这一切的不公,似乎是视而不见,更妄论为他们追求“平反”途径,讨回公道。也许被无理监禁比不上六四那种惨烈屠杀那么震撼人心,但是追根究底,这些还是国家不光彩、缺乏公义的事件。

就拿最近发生的事情来看,我们难免会对新加坡的第一世界民主进程感到灰心。最近在八七年被行动党扣了“马克思主义颠覆份子”而以国安法令(ISA)被监禁的社运人士在芳林公园举行了反ISA集会,并且申诉了行动党政府对他们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有不人道的虐待。这有点像要求平反的意味。今年,我原本想与往常一样的参与这集会而安排了回新加坡的行程,但是很遗憾的是,组织单位因后港补选的因素而必须延迟举办这集会,致使我没能参与。但是从报道得知,参与人数比以往的多,有四百多人。虽说这比不上香港18万人的六四烛光晚会,但可说是大有进步。

然而,新加坡的这个集会参与的人数多寡还不是个大问题。问题是,和香港的集会相比,新加坡的头等的政治人物的缺席就十分耐人寻味了。只有新加坡民主党和国民团结党的党要参与了这次集会。人民党也在不同场合声援了这个集会。反而是倡导世界第一国会的工人党,并没有任何重量级人物出现或发表任何声援文告。难道他们是认为伸张社会正义不是建立世界第一国会所需要的吗?况且工人党历史上,也有好几位被行动党以ISA无理监禁过的党员,有一些还是现在资深的老党员。最赫赫有名的便是在1988年代表工人党友诺集选区的候选人萧天寿!况且有一些在1987年被扣上“马克思主义颠覆份子”而被无理监禁的社运份子也曾在被捕前,帮了工人党办好“铁锤报”!

从工人党在后港补选后针对媒体炮轰他们对工人党报道不公来看,工人党应该还是对公正和平等还是有所坚持的。但是工人党党要在反ISA的集会中缺席,的确让人感到费解。毕竟身为新加坡第一大反对党,而在党纲中也明确的写着反对ISA恶法的工人党,从任何角度看来,都理所当然的支持这项反ISA活动的。

第一世界的国会必须由第一世界的政治发展来推动形成的。第一世界的政治发展必须由人们和政治领导人去维护自由民主和社会公义。自由民主和社会公义不是理所当然的存在,而必须由我们一同去争取和积极维护。尤其是在一党专政的体制里,当权者是不会自动自发的维护民众的民主自由的权益。看看我们四周围,马来西亚政府在重大政治与群众压力下,已经废除了ISA恶法,然而我们还是一点进展也没有。归根就底,也就是因为新加坡民众和举足轻重的反对党议员没有积极地去对执政党施加压力争取废除违反人权的恶法ISA。

也许是新加坡选民对反对党发出了这样的讯息:人权、自由民主和ISA问题都不重要,不会为反对党带来选票。这也就导致有一些反对党认为无须去为人权问题“浪费时间和精力”。

我也必须承认,十多年前,我也接收了这样的讯息而觉得谈人权、自由民主和ISA恶法并非选民所重视的。因而在我早期从政时,的确忽略了这些议题的重要性。在选举中,要赢得选票就得谈些民生课题才行。这是所谓的“政治现实”。但是自从接触了年复一年的香港六四烛光晚会,亲身参加了好几回了以后,便有了不同的体会。每一次的参与,就仿佛是身历其境似的,都会有不同的体验,但也带来了同样的泪水。

我想起了一位“落难太子党”的经历。他的父亲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政要,但是在六四事件中“站错了边”而导致被中共抓了起来。他就亲眼目睹了公安如何无理的把他的父亲带走,也没对他和家人交待被关在哪里,犯了什么罪等。他之前不懂什么是人权,也只有在父亲被无理、无法的抓走监禁后,才意识到人权的重要性!难道新加坡人和政党党员必须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后才知道人权的重要性吗?





今年的香港六四烛光晚会不只再次创造了历史新高的出席率,也给我更好的政治体会。漫长23年的坚持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支连会的灵魂人物,创办人司徒华去世后还能延续的薪火相传,这的确是难能可贵。在现场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90后的年轻人为民主高举手中的蜡烛,实在令我深思: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实在是缺乏了像这对人权、自由民主的有效政治教育过程。也许,工人党在人权集会的缺席也真的没错。缺少了这样有震撼力的政治教育过程,也难怪国人对人权、自由民主的认知薄弱和不注重。而社会主流的政治意识还是主要围绕着民生问题。没有人会再去理会以往的政治迫害是否应得到平反:那不是可以填饱肚子的问题!

但这一切也意味着,我们所期待的“第一世界的国会”和“第一世界的政治”体系,肯定是遥遥无期了。

吴明盛

Saturday, March 24, 2012

后港补选的小风波

后港补选的小风波

谨贵报三月二十四日言论版游润恬之作《“工人党·美女·艺人三角战”?》,本人有以下的回应:

游小姐谈到在博客上提出三角战的“仁兄”正是本人。游小姐在文章中回避指名道姓,确实用心良苦。

老实说,写这篇博客的时候,真的没想到会“引眼球”以至“成功地重新把聚光灯转向自己”,孰料在政界和媒体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我倒是无任欢迎。但是,游小姐在早报的文章中,字里行间对我人格作出莫须有的影射和批判,本人深表遗憾,也必须澄清我的立场。

首先,我在博客发表自己的看法是行使言论自由的绝对权利,从来不会以“哗众取宠”或博取见报为目的,但是我无法防止记者朋友在报导中引述我的看法,甚至断章取义,以至歪曲了我文章的原意。

我一向对自己在博客上发表的文章都非常严谨小心,尤其对政策的评论必定有所根据,推断也要符合逻辑。我在《后港补选分析》一文中,综合了已公开的资讯,并整理出以下范畴的分析:“刘程强巧妙的空城计”、“行动党的失策”、“工人党蜀中无大将”、“个人品牌战”、“三角战的危机”、“工人党不容乐观”。

我衷心希望游小姐在形容本人论点为“天马行空的假设”,以及“逻辑漏洞百出”之前,能更具体和负责任的解释她的凭据,否则对那些不了解事件来龙去脉、没有读过我博客文章的广大读者,以及笔者我皆有欠公平!我欢迎早报把我的博客文章整篇刊登,或列出博客的连结,让贵报读者亲自判断本人的评论,避免堕入以讹传讹,以偏概全的舆论陷阱。

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下本人立论的基础,希望有助澄清游小姐对文章的误解。

在单选区的竞选里,尤其是补选,各个政党打的都是个人品牌战。若候选人早已在基层建立了扎实的根基,自然事半功倍。后港能成为工人党战线的桥头堡,靠的是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在选区中长达二十年时间的耕耘,以及他本身的政治魅力,但是这次上阵的却可能是该党去年大选东海岸集选区团队成员方荣发。

方先生在后港的知名度尚待提升,该区选民对他的认识相对有限,这是工人党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再加上饶欣龙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冲击,谁也说不准到底工人党在这次补选中的胜算有多少,而三角战又会对该党造成多大的威胁。

如果国民团结党决定参选的话,它会考虑到在后港缺乏基层基础下,就必须以高知名度的候选人来填补“先天"的不足。派出知名度高,具亲和力的佘雪玲自然是合理的策略,美女与否应不在考量之列。以此推论,行动党派出新传媒艺人郑斌辉也是无可厚非。演员固然是他的专业,但他参与政治的热诚,以及对时事课题的关注和见解也是不能被抹杀的。

根据媒体的报导,团结党从来没有排除参加后港补选的可能性。我只是从团结党的角度推论,他们必须先为下届大选可能面对工人党在淡滨尼和马林百列选区的挑战而作出准备,而这次后港补选可被视为测试实力的前哨战。

媒体也曾报导,团结党与工人党在上届大选对谁该出战摩绵加冷区一度争持不下,最后团结党以大局为重而退出。事实上,团结党在该区耕耘已久,到了开花结果,即将收成的时候,才因反对党之间协调布局的考量,而把多年的心血拱手相让。这是个政治现实的问题,不管谁带领团结党,也必须在下届大选再次面对和解决。

至于淡滨尼和马林百列区,团结党在去年均取得超过百分之四十二选票的佳绩,只要继续耕耘,在下次大选中击败行动党绝对不是天方夜谭。如果再度面对三角战的困境,团结党该如何自处呢?

我已经在今年一月一日退出团结党,并在事前主动通知党中央。如今我是以独立政治评论员的身份,对时事课题发表我见,当中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我认为,从新加坡整体民主发展的过程来看,我们必须确保国会多元化。在我国反对党萌芽茁壮的阶段,无论是执政党或任何一个反对党执意“垄断”政治平台的话,对我国民主发展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随着新加坡政治气候的改变,积极论政已经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将秉持从大学时代就开始以不偏不倚的原则,继续对政治、经济和民生议题发表意见,希望“不在其位,不谋其事”的说法,不会成为我论政的绊脚石。

我期望国人能继续捍卫并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各方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迎接百花齐放的意见平台,迈向一个理智的公民社会。我们应该鼓励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社会的良知发声,当面对无理责难时,更要以道德勇气逆流而上。

对于资深新闻从业员游小姐就本人文章作出有欠公道的批评,我十分失望和惋惜。

虽然我目前没有参与任何政党政治,很多时候也身在国外,但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新加坡,仍然关切无比。希望游小姐和广大的早报读者们,不要因为我过往参政的背景,而对我文章的用意作出不必要的揣测,请以开放和客观的态度去解读我的分析。


吴明盛

Thursday, March 22, 2012

我报:吴明盛退出团结党 评论政治无包袱

吴明盛:首先,在辩论部长薪金问题时,严燕松犯了逻辑上的错误,这就如同菜还没有炒熟就端上桌,这是相当出丑的一件事。

接着,又发生了饶欣龙事件,以及文抄公事件,显示工人党在政治上不够敏锐,政治智慧还不够。

工人党不能只是搞地方性基层话动
当工人党只有一个后港区的议席时,他们大可说“我们只有一个议席,能做什么呢”,那时,他们可以专注去搞基层,只需照顾自己如何争取每一张选票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他们拿下一个集选区,有6个议席,他们就不能只是搞地方性的基层活动而已。

在国家议题上,他们也必须有见解,至少要针对三两个他们所关注的议题,有深入的了解,并能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Monday, February 13, 2012

饶欣龙事件

谨新明日报二月十二日对饶欣龙事件的报导,本人觉得有必要回应。

虽然本人转载了黄亦杰的文章,但本人并没有挑战饶欣龙议员辞职的意思。本人只是觉得饶欣龙和工人党对此事件的处理不当,导致原本只牵涉饶欣龙一人的感情缺失的事演变成中间选民对反对党阵营再次失去信心。

1991年民主党和工人党虽然得到重大突破赢得四个席位,但后因民主党党争致使中间选民对反对阵营失去信心,而导致反对党二十年来都无法再次有所突破。在2011年的大选里,反对党阵营好不容易再次取得中间选民的信任,不只把六名工人党议员送进国会,大体上其他的反对党的得票率也有跳跃式的进步。但是这次饶欣龙事件,却可能使反对阵营又再次遭遇打击,被打回原型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这次事件的重点再也不是饶欣龙是否有感情缺失了。本人相信许多人对饶欣龙到底有没有情感越轨,大家心里早都有了定夺。最重要的是,工人党以第一世界国会为战旗、透明和问责为目标、魏征的大义为道德勇气走入国会,但是当自己的议员被质疑有道德缺失时,竟然一声不吭。这种沉默的处理方法,难免令中间选民对其政治架势的质疑。轻言魏征的大义,义无反顾地进死谏,塑造敢言不畏强权的幻觉,但是到了需要大义灭亲的时候,竟然鸦雀无声。这是令人非常失望的。工人党连承认过失,坦诚道歉,乞求原谅的道德勇气都没有,怎么能轻言魏征的大义呢?以此的鸵鸟政策来对应危机,工人党怎么能说服中间选民他们真的能成为世界一级的政党呢?

工人党目前是反对党阵营的龙头老大,如果中间选民对它都失去信心的话,他们又如何会对其他反对党有信心呢?作为反对党阵营楷模的工人党,应该有面对自己议员犯错的勇气。犯错并不可怕,人非圣贤,有道德瑕疵也是人之常情的。只不过我们不能容忍的是一个政党为了政治利益而包庇严重缺失。工人党让饶欣龙在没有任何具体交代的情况下辞去中委,这是非常不透明的做法。这与工人党一至提倡办事要有透明度相左。

工人党如此处理事件的手法是让人非常失望的,相比之下,饶欣龙辞不辞掉议员之职位已经并不太重要了。我恳请工人党为了真正建设第一世界的政治体系,应该拿出道德勇气来,把事情说清楚。如果饶欣龙真有感情缺失,就应该认错,对辜负了选民的支持道歉,并且乞求原谅。本人倒觉得这比辞去议员一席更为重要。

吴明盛

Thursday, January 05, 2012

部长薪金调整 – 换汤不换药的政治秀

历时超过半年的《政治职位薪金检讨报告》昨天终于出炉,建议大幅削减总统、总理和部长薪金达28% 至53% 。这双位数字的减幅看来大刀阔斧,但是仔细研读当中的魔鬼细节后,就不难发现检讨报告只是一场换汤不换药的数字游戏。

去年大选之后,李显龙总理为了“顺应”民意,成立了政治职位薪金检讨委员会,检讨多年来被批评为过高的总理及部长薪酬,这也被普遍视为大选失利而重新笼络民心的动作。然而委员会到头来所作出的薪酬计算建议,显然是令人大失所望,因为它缺乏大胆改革薪金制度的决心。

首先,委员会建议把部长薪金基准与新加坡300万劳动人口中最高薪的48人,增加至与1000人挂钩,这种改动没有实际意义。单单把薪酬与高收入人士看齐,却忽略中层和基层人士薪金的变动,得出的结果是狭隘和有偏差的。

以2007年为例,当年我国基层人士的薪金呆滞,中产阶级的加薪幅度也不高,但是部长薪金却因为跟高薪人士挂钩而水涨船高,一口气飙升了60%!在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的新加坡,这种荒谬的现象更突显了薪金计算机制的不合理。

此外,委员会建议沿用花红制度,并作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修小补,即使改革后的最高花红从以往的27.5个月降低至14.5个月,但对国人来说,这仍然是个天文数字。

在计算表现花红方面,若纯粹以总理的主观意愿来决定,而完全缺乏客观的理据,那又如何避免官官相护呢?虽然国家花红的水平是依照包括经济增长、失业率等四方面的因素而定,但是报告所设的门槛过低,根本无法准确反映政治官员对国人福祉的贡献。

再者,新加坡作为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取得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受到外围经济环境的左右,不能直接跟部长的表现扯上关系,更遑论以此作为制订花红的指标。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身为服务国家的公职人员,竟然采用私人机构的薪酬配套,以所谓的“工作表现”来决定花红的多寡,未免偏离了公共服务人员应有的献身精神。

其实,就算不计花红在内,我国最初级部长减薪后的年收入,也大幅超越美国总统薪酬多达20万新元,并与香港特首的薪酬看齐。如果这样才能吸引人才,甚至确保高薪养廉,国人所付出的代价恐怕会是另一个“世界第一”。

诚然,检讨报告的确削减了政治官员的薪金,但是问题的症结未解,薪酬计算方法仍然不合理。我建议简化计算方法,取消花红,综合高、中、低层人士的收入作为官员基本薪金的指标,把官员和整体国民的收入全面挂钩,从而加强总理和部长对民众问责。

如果执政党天真的以为这次薪金检讨能成功化解民怨,那未免过于低估国人的政治智慧了。国民期望的是更彻底的改革,而不只是单纯的减薪。但是从执政党声明接受检讨结果来看,他们显然是缺乏政治决心去实行认真、彻底的改革了。

事实上,部长薪金过高只是民怨的其中一个诱因。多年以来,我国部长在领取世界第一高薪的当儿,却没有为自己的各种政策失误负起应有的政治责任,反而以各种理由搪塞,这才是引发民怨的真正原因。如果行动党不认真对症下药,切实执行政治问责制,相信民怨将继续累积,选民必然会在下届大选中以选票表达不满。

吴明盛

Monday, December 12, 2011

双语教育的迷思

这是我给《网络公民》写的第一篇华文稿。我已经答应加盟《网络公民》,肩负起开扩它的华文部的重任。

双语教育的迷思

最近报业控股为李光耀先生出的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李光耀似乎尝试在这书里为自己“平反”他扼杀方言,大幅度降低华文教育水准的“罪行”。尤其是许多以往受华文教育的国人,对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消灭华校的做法,都只能静悄悄的恨在心里,只等李光耀百年归西才会把那闷在心头的“真心话”大声的说出来。

以李光耀目前的社会和国际地位,其实是无须害怕这一小撮人在他作古后对他的指骂。毕竟他已经把新一代的新加坡人都转变成能以英语通达世界的“环球公民”,还会有谁在意这些“不合时宜”的指骂呢?也许李光耀身体里毕竟是流着华族的血,还是非常在意人们如何为他“盖棺论定”吧!

李光耀的双语政策是建立在两个基本考量:

(一) 政治整合
(二) 经济发展策略

政治整合

李光耀在五十年代是骑着受华文教育的民众反殖民主义的情绪而崛起的。李光耀之所以能成功在1959年夺取政权,全靠这班华校知识分子。

但是一旦夺得政权以后,这批华校知识分子便成为行动党党内分歧的主要原因。最终他们便分裂出来组成社阵。过后在几次的逮捕行动中,几乎所有的社阵领袖都被扣上共产党人的红帽子被关了起来。

自此以后,李光耀所领导的行动党政府就对华校生不再信任。当时的学运大多数都是由华校发起的。南洋大学做为东南亚华文教育的最高等学府就变成被整治的第一号对象。

这政治斗争的历史背景便成为李光耀致力于削弱华文教育的主要原因。行动党便以另一个“名正言顺”的政治理由来把这“以英文为主”的语言政策合理化。理由是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必须有个共同语言平台好让各族都能和谐的沟通。

但是我们要仔细地检视这语言政策的逻辑。我们固然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的语言平台,但有必要牺牲各族的母语水准吗?有些欧洲国家甚至有四种语言的教育政策。这是为了确保他们能在学习周边各国的语言外,还能继续保持着自己的语文文化程度。他们能做得到,为何我们不能?

经济发展策略

经济发展是另一个李光耀常用来作为偏重英语,削弱母语教育的理由。新加坡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依靠大量跨国公司来本地的投资。我们为了配合这些跨国公司,也就理所当然把重点放在英文教育上。

但是纵观亚洲四小龙、日本和中国的发展史,唯有新加坡牺牲了各族的语文教育以换取经济发展。对新加坡华社来说,我们不只是牺牲了华文教育水准,而且还赔上了我们各族的方言。行动党一方面说为了加强华文的水准而推行讲华语运动,从而摧毁方言。但是另一方面李光耀和行动党议员又以他们有“精英遗传”的孩子和子孙无法应付华文学科为由,对华文教育一而再,再而三的降低华文教育水平!

香港、台湾和中国虽然都经济发展得非常迅速,但是他们不只保留了方言,并且华文水准更是远远超越了新加坡。李光耀和他的同僚是否让我们新加坡华族付上了不必要的惨痛代价?

失败的双语政策

不管我们从任何角度来看,李光耀最终的目的就是塑造一个以英文为主其他各族语言为次的国家。所谓的“双语政策”根本就不是一个以对等的重要性去实行真正的双语政策。这样长期削弱和牺牲本族文化的双语政策怎么能算是成功的呢?

吴明盛

Tuesday, October 04, 2011

香港復建居屋 – 從住屋和土地策略性資源說起

香港從2003年群起反對董建華八萬五住屋政策到如今民意180度轉變成支持復建居屋的過程,其實都只是隨市場住屋價格波動而起舞.值得一提的是,已宣布競選特首的梁振英由始至终都堅持建居屋政策.梁先生如此擇善固執必有他的政策考量.

土地是有限量的策略性資源.尤其是在一個如香港的小城市般的地區,土地的規劃和運用就顯得特別重要了.香港人口是不斷在增長,但是土地除了少許填土的實質增長外,根本無法跟人口同步增長.如果沒有適當的規劃而任由市場來決定土地的運用的話,必定會出現嚴重的偏差.

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在處理有限資源分配時都提倡由自由市場來定價,以便資源得到‘最高效率’的分配.但是土地的擁有權通常是被政府和少數地主壟斷的.這是違反了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定義.再說土地和住屋是關係密切的,因為如果沒有土地就無法建造屋子了.而住屋又是人民衣食住行最基本生存需求之一.所以為了應付人們的住屋的基本要求,土地和房子的價錢必須能讓普羅大眾負擔得起.

但是由於土地的供應量是有限而且是沒法長期增加的,這就使土地和黃金一樣變得有投資價值的資源.當土地和房屋變成了投資的工具了以後,價格便會被人為的操縱炒賣而脫離了原本實際價值的因素.香港的房子除了被有錢人炒賣外,近年來也引來了許多內地人來炒賣.這會使需求量大于香港本土的真正需求,以致供應失衡.這也會使土地房屋價格走勢脫離了基本通貨膨脹.到最後,多數港人的長期薪金增長就會大大落後于房產價格的增長.

如果單以自由市場來支配土地以致住屋的分配的話,這房產因投資與投機炒賣的價格走向和滿足人民基本房屋需求的政策方針就會產生嚴重的矛盾.如果政府沒妥善處理這矛盾的話,我們很有可能就會陷入像古時封建地主制的極端貧富懸殊狀況而產生社會動盪.

目前香港政府提供了公屋給大約40%香港人以便解決他們的住屋問題.但,這是不是最佳的方法呢?再說,由于房屋的價格因港人和大陸人的炒賣而致使越來越多的年輕的香港中產階級沒法置业,這會導致中產階級的沒落、遲婚、生育率下跌等等的長遠的社會問題.這些中產人士並不符合居住公屋的條件,但也沒能力買房子.如果沒有任何機制去解決這問題的話,中產階級的崩潰將會是遲早的事.這將對社會帶來嚴重的後果與動盪.

政府在維持龐大的公屋群時將會承受巨大的社會資源成本.政府除了承擔了用來建造公屋的土地成本外,還必須承擔建築和長期維修的成本.每建一座公屋,政府就必須先拿出錢來付建築費.公屋是以超低價格出租給底階層的港人.如果能幫助至少40%里的一半的公屋家庭和那些年輕中產港人以低成本價買到居屋的話,政府便實際上大大的減少了維持公屋所承受的社會資源成本和中產階級以致社會所面對危機.

香港社會必須取得一個‘安居樂業’的共識:一個家並非是投資或投機的工具.香港人也必須意識到如果房產價格高到需要以超過25年甚至40年的房屋貸款才能擁有棲身之所的話,那麼他們就不是‘有產階級’而是變成‘房奴階級’了.

房地產投機並不會給港人增加財富而是把下一代的房貸奴役變成了這一代的錢財而已.這等與是隔代掠奪.當然,現在的直接受益者便是大地產商們.

土地雖然是有限資源,具備了投資或投機工具的條件,但是土地和房屋也是政府重要的策略性資源.政府必須以謹慎的方法去分配這策略性資源以達到穩定社會和促進經濟健全發展的目的.如果人們沒法‘安居’,那怎麼能樂業呢?經濟生產力也必定受影響.

香港政府也必須認識到只有它才能解決房產價格因投資炒買的升幅超越普通市民薪金的增長所引起的社會矛盾.只有復建居屋才能解決這矛盾,並且達到平衡土地這策略性資源的分配和縮小貧富懸殊的問題.

至於土地和房屋這策略性資源是否應該讓人,尤其是非香港人炒買,那就是題外話了.

吳明盛

Monday, December 27, 2010

价值与价格


昨日与家人欢度佳节。一早到茶楼喝早茶吃、点心,然后再到香港公园走走。

在香港公园看到有一小排街边摊位摆卖着小工艺品,我们一家人便走向前看看。我看到这精致的颈链装饰,价廉物美,便买了给小女。我也买了另外一条不同款式给朋友的女儿。

在离开时,小女很自然地就比较起这两条颈链装饰的价格来了。我当时就对女儿谈起价值与价格的分别。我对她说,事物的价值并非只在乎于它的价格。当你喜欢这装饰的时候,它的价值就远远超越了世俗所给以它的价格。如果加上这装饰因是父亲给你而留下美好回忆时,它的价值可能就是无价之宝了。所以说,这时谈论这两条颈链装饰的相对的价格差别是毫无意义的。

在这世界上,人们常常为许许多多的事物打起价格的标签,也时时因为自我炫耀和弥补自我空虚的心灵而猛力追求世俗价格标签所带来短暂的“世俗定位”。这造就了“名牌”市场的崛起。

人生就象过往云烟,一转眼就流逝过去。人往往依赖别人给以自我的评价,也不由自主地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而做出种种事情来。多数人会想方设法为自己的人生贴上一个价格标签,以赚了多少钱,有多少身价而断定他们这一生一世的“成就”。但是人们往往忘了在赚取这一些钱的过程才是他们这人生真正价值所在。

人生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士价格标签的多少,而是人士过程里所作所为的种种的实质价值。

在人生中,也有许许多多的事务都不能以价格标签来断定其价值的。一房子有其价格标签,但如果那也是我们的“家”的话,它的价值就不能以它的投资价值来衡量了。这房子是一个家庭的住所,到处都纪录了全家人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是长年累月聚集起来的,是钱也买不到的。所以说我们的价值观必须有所调整。任何其他房产都可以把它们当成“投资”来看待,唯有自己与家人所居住的房子,自己的家,就不应该把它当成“房地产投资”来看待。一个家,是无价宝。

我们要为自己的人生增添意义,就必须避免用世俗的价格观充当我们人生的价值观。这就是有意义的人生的开端。

吴明盛

Monday, December 13, 2010

行不通的公共组屋政策

尽管组屋价格还是需要以30年房贷才能让国人买得起,国家发展部长马宝山还是坚持政府组屋还是“负担得起”。但他最近还提起几个有意思的观点。

在这些观点当中,他似乎刻意的把之前所说的“卖屋养老”的话给收回了。他说许多人也许不必卖屋降级来维持退休生活。

我之前已经在我党报悉数这“卖屋养老”计划根本行不通,更非是一个可持续的选择。

我现在就解释为什么这高屋价政策在“资产提升”的掩护下成为行动党的蓄意执行的政策方针。

以高房价解决人口老化问题

自1980年代初起,行动党就意识到它在70年代执行的“两个就够了”政策是大错特错,而这政策将促使人口史无前例的迅速老化。在做了人口统计规划预算后,执政党便发觉公积金政策可能无法持续的给老化的人口提供足够的退休资金。

为公积金户口提供稳定回报作为国人的养老金是政府的责任。如果有能力工作的人越来越少而向公积金提钱的退休人士越来越多的话,这情况会促使公积金局造成现金周转的压力。这问题将随着时间而逐渐严重。

维持高屋价的“好主意”就是为了解决人口老化带来的种种问题而构思出来的。以下是这计划的详细的论述:

1)如果新加坡人在公积金户头里有较少的储蓄的话,政府就无需承担太大的利息负担。也就是说,政府就可把资助人口老化的养老金的责任推卸掉。

2)但是将来老人的生活由谁来担当呢?30年的房贷肯定会逼使多数新加坡人卖屋养老的!只要让政府组屋价格持续上升,这一些未来的退休人士就可在高屋价的环境中卖屋“提取退休金”!这不就解决了他们养老金的问题了吗!

卖屋养老计划的影响和冲击


这过于简单的想法将会有几个影响。所有的现象都对新加坡人不利,反而对政府有利。

1)政府可从以高屋价把政府组屋卖给公民中得利。与此同时政府也无需拿出任何钱给以任何津贴。

2)首要调整就是提高地价。建屋局会在账目上承担赤字,因为它必须向土地局(两个部门同样隶属于国家发展局)以市价买地。我们必须认清土地局因运用土地征用法令强行以超低价收了私地而成了最大地主,拥有垄断权来制定地价。

3)所有卖地所得都直接进入储备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储备金会自1980年起迅速增长。

4)政府减少了在公积金给以的利息反而从借给组屋买者的贷款中赚取利息。这也意味着新加坡人不只要承担高屋价的负担,除此之外还要承担房贷的利息。

5)如果这计划要能持续下去,房价就必须随时间大幅度飙升。要不然,整个的制度就会垮了。

影响

很明显的政府是这计划的既得利益者。它推卸了为老化人口提供资金的责任。它基本上把这责任以高屋价政策转嫁给下一代。与此同时,它却从中得利而把这利益转入储备金里头,使执政党看来能干。除此之外,它还从房屋借贷利息里获利。

政府的获利就是人民的失利。建屋发展局是新组屋市场的唯一供应者而它也是从房屋借贷中收取利息。

这政策将对这一代以高价买组屋和往后世世代代的新加坡人。这一代以30年房贷买屋子的人将会被逼卖屋养老。下一代的新加坡人就必须承担更高的屋价,因为这是政策方向以便这一代人可以筹足养老金!

行不通的政策

从长远看来,这计划根本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原因显而易见。如果要保住那一些新加坡人放进房子的钱的购买力的话,他们房子未来的价钱就必须要盖过利息和30年里的通货膨胀。

但是工人的工资通常只能以通货膨胀的速度增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二十年间已经面对工资的增长大幅度落后于政府组屋价钱的增长率的情况。



资料源自 singaporemind.blogspot.com

从1990至2009年间,工资只翻了一番,但是组屋的价钱却翻了四番!在这期间,房贷也因此从15年增长至30年。如果这形势持续下去,我们的后代也许就必须
会面对40或50年的放贷才能买得到政府组屋!

这能行得通吗?


这是两个矛盾的政策目标。这一方,如果要卖屋养老计划成功的话,房价的飙升必须超越薪金的涨幅。但是在另一方,我们又要世世代代的新加坡人“负担得起”房子,那么房价的涨幅就不能超越薪金的涨幅!我们怎么可能同时达到这两个矛盾的目的?

再说没有人能保证房价能以这速度飙升。在这人口老化的前提,二手房屋的供应将会增加而需求量反而会因年轻人的数目少而减少。这就会致使房价承受下跌的压力。

新加坡人必须彻底的了解这“卖屋养老”对我们这一代与后代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最新的报告显示新加坡的房贷已经占了我们经济所有贷款的51%。这比香港的20% 还要高!如果房地产市场崩溃的话,整个金融体系将会承担超重的坏账!

一个经济体系不能把过多的资金投入像房地产一样的无生产力的资产上。如此会剥夺了需要资金来创业的国人。这也会使整个金融体系过度暴露于能使我们的财富瞬时间化为乌有的泡沫经济里。

日本,爱尔兰或甚至美国的经验显示金融体系过度暴露于潜向于泡沫的房地产将会摧毁整个经济体系。日本自从1990年代的泡沫经济引爆后,至今还是无法重新振作起来!

政治上,对大众推销贪婪是最有效的手段但是这也会致使对我们后代无法扭转和弥补的伤害。要说服人们高屋价是对他们不利是非常艰难的。我已等了很久才等到这适当的时机来试图以我在这些年里对此课题深入研究的知识来尝试解释这政策祸害的来龙去脉。我恳请那一些认同我的看法的读者能帮我把这重要讯息传达给你的亲朋好友们。

这祸害子孙后代的政策必须被制止,否则我们的后代会因我们的不理不睬而受害。

Tuesday, November 30, 2010

建屋局违背社会契约 祸害子孙后代

建屋局违背社会契约 祸害子孙后代

在建国初期,百业待兴。行动党在成为执政党后,便积极使用土地征收法,强制以超低价格向各个大小地主征收土地以便供国家发展。为了补偿这一些新加坡人为国家发展所做出的牺牲,政府与人民达成了不明文规定的社会契约,那就是政府会为人民提供优质廉价,甚至是受津贴的公共住屋。

政府把永久地契的土地以超低价格征收回来,然后以99年地契的组屋出售给人民,这种社会主义的土地改革和建制对于我们世世代代新加坡人的住屋需求提供了保障。如果没有我们先辈对土地的牺牲,我们千千万万的同胞和我们的后代便没法有足够的住屋了。

政府也从这以超低价格征收土地中得益良多。到目前为止,政府已从征收廉价土地中累积超过80%的国土!我国几千亿的储备金中,有一大部份是买卖土地的收益!这也就是为什么政府有责任和义务为世世代代的国人提供廉价组屋。我们也不期望政府亏钱,但至少必须以成本价提供住屋给国人。就算要从组屋用地赚点利息回报,它也必须以合理的计算法计算土地价格给建屋局。

政府与建屋局在建国初20年里的确履行了它对这社会契约的义务和责任。我们的父辈的确以廉价的价格向建屋局买到了组屋。我们父辈能以少过15年的按揭买到他们心仪的房子。这基本上解决了国人的住屋需求。

但是一踏入1990年代,行动党却以“资产增值”为利诱,说服国人组屋升值是好事,积极发展组屋转售市场,更以“组屋翻新”为竞选伎俩。但是新组屋价格也悄然地猛涨两三倍以上!以往行动党所依赖的“组屋津贴”政治资本逐渐站不住脚了。在反对党议员屡次挑战这“组屋津贴”的神话后,行动党才婉转的以“市场津贴”搪塞。说穿了,这“市场津贴”也只是从市场给以“折扣”而已。行动党政府还是从买组屋中牟利。关键就在土地价格的制定上。

新加坡土地有限,政府又是最大的地主。政府基本上垄断了土地市场的供应。从经济常理看来,土地价格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随着时间以超过经济和国民平均薪金成长的速度飙升!

这也就反映在组屋价格与国民中间收入增长日益扩大的差距。从1990至2009的统计看来,国民中间收入只增长了一倍而组屋转售价竟然升超过三倍!由于新组屋是以市场转售价给以折扣,所以新组屋也应该升了三倍或更多!如果是以1980年代为基准的话,那这差距肯定会更大!


取自Lucky Tan singaporemind.blogspot.com

这扩大的差距也反映在按揭年限逐渐的延长上。我们父辈只须15年或更低的按揭,在1990年代买组屋的我这一代就需付上20年的按揭。到了这世纪初至今,我们的新一代就必须给30年的按揭奴役了!

如今这30年房屋贷款将使我们年轻国人无法有足够钱在老时养老!如果他们30岁结婚,要到60岁才能把房贷还清!他们还能有多少公积金储蓄来养老?如果按照马宝山部长的说法,组屋可是“投资”,我们能卖房子养老,那么我们不是要祈求房价能一直勇往直前,继续往上狂升吗?姑且不谈这种期望屋价不断上涨的妄想是否不切实际,但是试想想,要是真是如此,我们的子孙后代是不是要付上更长的按揭才能买到组屋吗?40年还是50年按揭?如果让行动党政府继续如此搞下去的话,我们的子孙后代便须付出沉重的代价!


吴明盛

Monday, November 29, 2010

什么是“奇哉怪异的选举结果”?

李显涛翻译

这句口号对我们来说当然是老生常谈,行动党已经使用了牛年马月,最近又再浮上台面。

革新党的肯尼斯对“奇哉怪异的选举结果”有个很好的反驳:“如果是人民的选择,怎么会是奇哉怪异的呢?”

是的,行动党怎么可以这样想呢?如果人民选择反对党来取代人民行动党,就是“奇哉怪异”?集体的意志怎么可以轻易地解读为“奇哉怪异”呢?

于是,有些行动党的拥趸就把意思改一改,他们说把那些人格有缺陷的“怪异”反对党人物带进国会,就是“奇哉怪异的选举结果”。好像很有道理,慢着……为什么群众会有要把“怪异”的人格缺陷者选进国会的念头呢?那么行动党拥趸又要把这堆人称为什么呢?

世界上实行民主的国度,政治人物输了选举就一鞠躬下台,在感谢他的支持者的同时,也尊重人民的选择。无论选举出来的结果看来有多“不公正”。以下就是台湾民进党主席在昨天输了选举后的“失败感言”:



我们反对党从来没有提出“奇哉怪异的选举结果”的说法,虽然我们知道很多人投行动党是出于恐惧。我们可以输掉大选,但是我们不能输掉我们的人格。从不怪罪选民,更不会说那是“奇哉怪异的选举结果”,因为这样做等于是侮辱选民。虽然我们可能输掉一次选举,但是我们一定要赢得最后的掌声和尊敬。

我原本以为那些呛声“奇哉怪异选举结果”的是输不起的失败者,只有酸溜溜的失败者才会为他们的失败而哀嚎,就像我们的儿时玩伴,玩游戏玩输了就风云色变的呼爹叫娘那样。

但是想回头来,可能里面还别有含义,这或许真是一场“奇哉怪异的选举”,因为执政党已经变得太怪异,所以新加坡人决定唾弃他们,这就是“奇哉怪异选举”要发生的真正原因。

吴明盛

Saturday, August 21, 2010

转载:新加坡今夜无人做梦?

淡马锡评论

作者:新加坡文献馆

庚寅年农历七月初某夜,一群生话在虚无缥缈之境的新加坡白羽大仙,在各自的空中楼阁就新加坡之梦喃喃自语。

一个说:新加坡是个没有梦想的社会,因为新加坡迅速发展,也变化得快,国人忙于自我鞭策,所以没有追梦的心思。

一个说:新加坡人为了追求物质而产生许多现实顾虑,所以敢于追梦的人不多。

一个说:一次行差踏错会毁了一生的大半积蓄,所以做个好梦只是一种奢望。

一个说:天有不测风云,国家应该爱钱,因为钱可以解决问题。把时间全放在追钱,所以无暇追梦。

一个说:为五斗米折腰的人,钱仅够花用,没有储蓄自然也没有追梦的的奢侈。

一个说:平日无所事事的富二代,爱怎么挥霍就怎么挥霍,有了这样的梦幻生活又何需织梦?

一个说:凡夫俗子生活在金钱矛盾之间,追梦只是另一个梦想罢了,所以斯人无梦。

这些神仙教诲是说:新加坡凡人应该脚踏实地,循规蹈矩的工作,奇思妙想有违务实原则,会危害社会安宁,不利国家经济发展。

时值新加坡45国庆之际,有人说,有了李光耀于是就有了新加坡;这是典型的新加坡痴人说梦。

新加坡人的新加坡历史现实是,有了华惹之梦,有了华校学生之梦,以及有了华印职工之梦所共同滋生的反殖民运动,才历经磨难塑造了一个独立的新加坡。

在这段反殖历史过程中许许多多各个民族的爱国人士,为了追求独立的理想而卖命流血的付出了沉重个人代价,这其中李光耀并非先行者,亦不是付出牺牲代价的受难者,但却是最终的利益收割者。史料上,李光耀的反殖反英事迹是相对的有限。

当年的时代精神就是新加坡人争取独立之梦。如果当年的新加坡年青人没有那种强烈筑梦的意愿与能耐,或许,到了今天新加坡还是米字旗飘扬,国人高歌天佑女皇。

回顾历史,培植与巩固新加坡两大经济支柱之一的本土经济体系,就是得益于南洋先驱的开荒之梦。

清代末叶的鸦片战争之后,天灾人祸使到中国南方的农村经济破产,人民被迫过蕃谋生,离乡背井的先辈就是靠自力更生白手起家。无可置疑的,南洋华社的政治与经济资本就是来自这群先驱的创业致富之梦。

追根究底,新加坡今天的种种成就是来自早年南洋先驱的愚公移山之梦,以及二战后,新加坡年青人的反殖民运动之梦的共同成果。饮水思源,这就是新加坡建国的根本之源。

显然的,追梦是成就新加坡的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元素。

那么,何以在50年李光耀政权之后却会变成‘新加坡是个没有梦想的社会’?

首先,美国梦之所以历久长青是因为美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尊重人权和民主精神,都始终受到严峻的宪法保护。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内,个人可以海阔天空去追求与实践自已的梦想。

但是,新加坡在一党专政下,宪法保障有名无实因为法规可以随时任意的修订,甚至于取消。在政权领导政府的格局下,依法执法可以轻易变质为以法凌人。自由环境激励自由思维,当社会丢失了思维空间,个人也就丢失了梦想空间。

其次,美国梦扎根于西方文明的以人为本的精神。这种人文精神突破了神权与封建的政治约束。人于是有了满足欲望的梦想,经济活动就是源于人的欲望无穷。在小政府格局下,个人享有相对大的经济自由,这个流动性极大的社会空间允许个人凭着自已的天赋和勤奋去主动的力争上游。

然而,按李光耀政治思维,人的劳动力只是一个生产因素,所以人只不过是一个经济数据。当人民沦为国家经济生产机器的齿轮之后,个人只能被动的依附着机器转动。

在新加坡的大环境里,个人主动性是不受到鼓励的,甚至于会受到严峻惩罚,因为主动性会破坏政府制定的社会规律,就象在机器里不听使唤,不依规律运作的齿轮是要被替换掉的。

当新加坡人被剥夺了生命的主动性,也就丧失了自我思考的能力,没有了思想,又何来会有欲望去编织新加坡梦?

其三,美国梦除了追求金钱财富的物质文化之外,也追求科学,知识和艺木等精神文化上的超越。

前不久,一名官二代说:务实新加坡人的生活目标是注重一份好工作,追求高素质的医疗和教育,以及满足于干净和安全的生话环境。在国庆晚宴上一名高官亦指出,新加坡人的人生目标应该是:好事业,舒适生话,多生育,关怀与慈善。

新加坡统治阶级所弘扬的是以物质生活为主要考量的狭隘人生观。这种思维下的新加坡只会走向一个缺乏精神文明的物质社会:追求舒适生话是否就是过着神戶牛式的生活?神戶牛是生活在一个很干净,安全,舒适,关怀与医疗照料周到,以及有古典音乐为伴的优质生活环境里。

狭隘的人生观带来没有实质内涵的社会行为。国庆期间有人劳师动众并浪费宝贵资源去创造可乐喷泉的世界记录。同样是虚荣心作祟,新加坡以外包伎俩去争取竞技场上的荣誉。但是,比赛的真实意义並非是为了锦标,而是鼓励个人超越自我的体能与精神界线。

想当然儿,一个有精神文明的高雅社会是不会有这种沽名钓誉的不诚实社会行为。

当一个政府只剩下唯有用钱去解决问题的途径,那么,这一个政府必然是已经处在黔馿技穷的困境。这种了无生机的一潭死水又如何滋生,并且激励人民去追求科学,知识和艺术等精神文化上的超越?

不是吗,吹皱的一池春水才能触动心弦,撩人遐思,令人想入非非?

新加坡从一个有追梦意识的先驱精神社会,演化到如今的一个没有梦想的社会。这种社会文明往后倒退发展的情况确实是一个非常可悲的景象。

社会文明退化的问题事关重大;这并非是一个人的面子,或者是一个政党的荣誉,而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前程。

当先驱开荒的竞争精神被独裁霸权的垄断精神取代,当爱国精神被爱銭精神取代,新加坡不就己经失去了两个十分宝贵的建国人文元素?

当银行业失去了谨慎与诚实的人文元素之后,霸林就是毁在爱銭的无能之手。雷曼亦是毁于爱銭的欺骗之手。

危言耸听?这乃是前车之鉴。当领导的唯利是图蔚然成为上行下效的不良风气,一个栋梁不正的构筑必然是要坍塌的。

还会有人关心这个病态的新加坡社会吗?

新加坡的聪明人是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已经生活在纸醉金迷的梦幻世界里,宛如庄周梦蝶,他们已经无法分辩真实与虚幻,再也体会不到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模 样;他们对新加坡社会的病态无知无觉。对这群制度的塑造与执行者而言,新加坡社会是完美无瑕的,新加坡制度是值得他人借鉴。

新加坡的奴才和他们的主子同流合污,奴性使然,他们丧失了体恤与同情弱者的慈悲之心。奴才对社会的病态未必是无知无觉,可惜的是已经麻木不仁;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对这群制度的守护者而言,新加坡社会虽然未必尽善尽美,但是,新加坡制度还是值得他人借鉴。

新加坡的傻子是制度的反对者与制度的受害者。他们努力的,即便受尽了惩罚的苦楚,还是坚毅的要挖掘制度的墙脚,要在制度的墙上开天窗,让外边的艳阳天驱散阴霾,让外边的清新空气冲刷乌烟瘴气。

在 新加坡社会的这三种人群里,聪明人已经在春梦里醉生梦死,再也无需追梦寻梦。奴才干了为虎作伥的勾当,夜晚做的都是恶梦,也就不会有心思去追梦。或许,在 新加坡只有儍子才会去追梦导梦。他们憧憬新加坡的明天会更美好,人人都可以自由自在的表达自已的信念,凭着本身的才华去追逐与实践自已的美梦,让梦想成 真。

新加坡今夜无人入梦?您呢?您有梦吗?

Friday, March 12, 2010

因果不存侥幸 无欲则刚

最近发生了许多事,使我有所领悟。

虽然我已经对因果循环这道理非常了解,但是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的修行是必须经过更深刻的体验才能得到更圆满的验证。这亲身体验的过程也能让我对人性看得更透彻,也使我更了解佛陀所说的妄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产生的。

因果不存侥幸。只要姻缘和合,事事具备,果报必到。这是自然常态,只是世人以为人定胜天,可以扭曲因果循环,但其实那是自欺欺人的妄想。这样简单的道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理解透彻的。通常,凡人只懂得怕果报,只有智慧高超的菩萨才会怕因。凡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播下各种恶因,大都不会想到未来的果报。更有人心存侥幸,或认为自己是超凡之人,一定能事事摆平,日日平安。但是事情往往都是人算不如天算。就算是果报现世报,他们还是认为那是因为自己倒霉才会有如此遭遇。有人会尝试抵赖,而有人甚至只会埋怨是别人害了他!这一些就是妄想。

最终,人是必须去面对果报所带来的危机,接受这因果所带来的结果,以真诚的心去处理好果报所带来的各种的困扰,然后安然真心忏悔、学习和放下。但是很多人就是为了避免受果报,处处想方设法去躲避责任而使到自己精神上更痛楚。权势、金钱、声誉、情欲。。。这种种也只是身外短暂的拥有。精神上的安宁、寂静才是真正的快乐。唯有懂得适当的处理因果才有可能达到安宁和寂静。唯有懂得除欲守戒守德,才有可能防止播种新的恶因,断除恶果缠身,妨碍修行增智。

清心寡欲才能断除妄想恶念。无因可生,自然就无果可报。无欲则刚。

吴明盛

Thursday, February 11, 2010

以政治辩论让国人更了解政党政见

以政治辩论让国人更了解政党政见

谨《联合早报·交流站》于2010年2月11日刊登陈汉豹先生之“反对党应深入民间并言之有物”,我代表国民团结党作以下回应:

我党筹备淡滨尼集选区的竞选机制打从2006年大选过后就不间断的在进行着。加紧积极活动也已有一年之久,绝对不是陈先生所声称的“投机策略”。新组屋价格高涨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事。而且李总理并没有确定今年将是大选年,陈先生怎么会先入为主的认为我们此时提出竞选淡滨尼集选区,直接挑战国家发展部长马宝山先生就是“投机策略”呢?李总理有权迟至2012年才宣布举行大选。我们已经提早了两年为战役鸣鼓,何来的“投机”?

如果陈先生有留意我党之党报“国民之声”或甚至我本人的部落格(singaporealternatives.blogspot.com)的话,他就不难发现我们一直以来都有谈及许多民生与政策的课题。对于组屋价格高涨的问题,我党也早在去年的国庆献词中相续的提到有些国人早已经沦落到无瓦遮头的地步,难道这也是所谓的“投机策略”吗?

我党一向来都坚持勤于问政的态度去参与政治。我们也相信新一代选民都希望政党政治迈向于更开放,更理性和更有深度的发展。他们也想政党能更早让他们认识候选人,更希望能检视他们的政见。这就是为什么我党决定提早宣布投入各个选区的战役。我们也更希望能迎合陈先生的意愿,认真的与马宝山先生来一场严肃的辩论,最好是电视现场辩论,以便能真正顺应陈先生,让国人信服反对党并非“投机分子”,而是对时事和政策都有见解的参政者。

能不能顺应陈先生的意愿,就要看马宝山的回应了。要不然,国人也只有通过我们的党报和部落格得到相关的政策资讯了。我也恳请陈先生能用更开阔的心胸去了解我们反对党个别的政治立场和其活动,不要以偏概全,对我们做出不公平的言论。

在此顺祝国人

新年快乐 年年有余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吴明盛
国民团结党秘书长启


反对党应深入民间并言之有物

(2010-02-11)

● 陈汉豹

  我国的三个反对党就组屋课题瞄准淡滨尼集选区。不满屋价上涨是人之常情,之前不见反对党的解决妙方,等到大选才来大做文章,投机策略虽高明,却也露出司马昭之心。

  从以往的记忆中,我认为,反对党给人的形象通常有二,一是不论政府做什么都要反对,却提不出替代方案,只是为反对而反对。二是平时不见踪影,大选时分才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令人们觉得他们只是为竞选而竞选,而非要为民服务而挺身而出。

  时代已不同,反对党应该重新定位,不应一味扮演批评、攻击、反对的角色,而应以国家利益为先,以大局为重,监督政府的同时也无妨辅弼政府,彰显政治家的泱泱大度。不可为个人或一党争取人气和选票而提出不当批评,误导群众,若存有这类的不端的政客心态理应去除。

  我国建赌场乃情势所趋,经济所需,不过赌场之为害世人皆知。有鉴及此,政府成立全国预防嗜赌理事会,设立赌场管制局,推出管制法令与防赌法令,就是希望将其害减至最低点。

  针对赌场,反对党若有办法提出“牺牲最少社会成本换取最大经济效益”的方案,而不是只会将政府的良苦用心倜侃成“既要偷汉子又要贞节坊”,像这类言词,并非平心静气的分析讨论,而是以不伦不类的比喻来嘲笑施政时难免需要兼顾各方利益的两难情景,自己却又提不出更好的施政方针,结果反而可能令一些国人对反对党的印象会有所下调。

  凭情而论,反对党并不缺乏人才,缺乏的是人气。革新党开创法律诊所为民服务,正是争取民心、提高人气的好点子,这对反对党而言确是好的开始。

  殊不知,人民心中都有一把尺,都希望选出为民作主、为民服务的议员。偏偏,反对党从未深入民间,没干出成绩,没打好关系,就算与选民偶然相遇,也是你不知我,我不知你,谁敢投你(反对党)一票,搞不好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虽然说“皇帝也可轮流做”,更何况是民主国家,大选中政权变天,更是不足为奇。但反对党如果一如既往,改不了“为反对而反对,为竞选而竞选”的作风;改不了“平时不烧香,临时才来抱佛脚”的习惯;也不改一改“投机取巧,心存侥幸”的心态而想在国会里占有一席之地,那就难矣。

Tuesday, December 29, 2009

淡马锡评论:行动党对新加坡人说:你死你へ代志!

主题:淡马锡评论:行动党对新加坡人说:你死你へ代志!
作者:冀居·谢 3:03pm 29/12/2009


行动党对新加坡人说:你死你へ代志!

2009年12月29日

5天过去了,对于李光耀在国家地理杂志所发表的狂言,新加坡报业控股各语文出版的报章都只字不提。

面对该杂志记者马克·雅各布森时,李资政以主要建构者的身份大谈执政党有关亲移民和宽松接纳的政策。

虽然他说他知道“有些新加坡人对于移民的大量涌入感到不高兴”,但是他还是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

“这些年来,新加坡人已经越来越不进取和努力,所以我们的国家欢迎很多大陆来的新移民是件好事。”李资政说。

李资政形容这些大陆新移民为十分“饥渴”,并且父母们都把“孩子看得很紧”。

“如果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被抛在后头,那是他们对自己的鞭策不够,苦果必须自己尝。”他打趣地说。

国会里有82个行动党议员,竟然没有一个敢公开出来驳斥李资政的评论。我们可以这样就认定他们都同意吗?

这就好比对新加坡的福建人说:你死你へ代志!——听惯这种语气的新加坡人,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虽然新加坡排在日本之后作为亚洲第二富裕国家,但是新加坡人却享受很少的社会福利,所以造成每年都有不少一流人才移居到澳洲、加拿大和美国等地。

政府可以在海外投资一输上百亿而不眨眼,却不要为新加坡人,特别是那些来自低收入的社群架设一个社会安全网。

人民行动党长久以来要新加坡社会避开任何形式的 " 福利 " ,并将之称为“拐杖思维”,认为将削弱我们的竞争能力。

如此,新加坡人就得工作到死。还有一个部长呼吁本地人要“更便宜、更快、更好”,要实现这个目标,我想他最好以身作则,先减自己的百万年薪。

我国的人均收入是高居世界第四,不过测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我们则在香港之后,在亚洲高居第二。那是因为国内有太多不成比例的亿万富豪。另一方面,日本却能够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保持领先。

而这样的差距唯有继续扩大下去,因为政府已经大开方便之门让追梦的外来移民大量涌入。

这不需要是经济学家也能看得出:大批廉价劳工的流入,当然会给大企业带来丰腴的利润,增加业主和管理层的收入,打压一般新加坡人的薪水。

与此同时,生意成本降低就无需通过提高生产力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提升,这个说明国民生产总值其实并不能真正反映一个国家人民的财富和全体的生活素质。

此外,人民行动党部长们的百万年薪是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挂钩,这也解释为何他们如此沉溺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

对于一般在职场讨生活的新加坡人,国民生产总值对他们来说并无特殊意义。他们担忧的是收入是否足够维持个人和家庭生活?如何开始一个家庭、抚养孩子以及老有所依?

20年前,也许要追逐新加坡梦还不太难;那时年轻夫妇还买得起政府组屋、没有外来者的竞争、和今日相比,生活费相对地低。在2003年之前,他们还可以一次过领出所有的公积金来安享晚年。

今天的新加坡人面对的是一个萧条、不确定和不安定的未来,新加坡人月入的中位数是2千600元,几乎和十年前一样,并且还要面对百物腾升,特别是政府组屋的价格。

一个大学毕业生起薪不会超过2千800元,除了偿还大学贷款,根本都没钱买辆汽车,更遑论结婚生子。

盛港的四房式组屋在1999年不超过20万,不过隔邻榜鹅区的同样屋子最近已经索价30万。还有在女皇镇的杜生预购组屋,五房式的平均售价是66万6000元。

根据金融顾问,一对夫妇至少要有7千500元的月入才买得起这样的组屋。或许还得每月拿出几百元现金来填补公积金户口的不足,这样下去他们在退休时的公积金户口已经所剩无几了。

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如果我们在人到中年的时候被外来人才抢去饭碗,或者意外致残、染上慢性疾病如肾衰竭,又或者官司缠身,那我们要如何养得起自己和家人呢?

在“把PAP踢出去”的facebook上,特雷斯·陈网友和大家分享一则揪心的故事:

“我认识一名肾脏和心脏都出毛病的半瞎女子,由于健康问题而不能工作。她现在四十多岁,是个单亲妈妈,有个就读初中三的女儿。以前她向家庭服务中心救助,家庭服务中心明了她的困境,就帮她付建屋局房租、水电费和杂费。此外她每月还获得300元补贴,和让她女儿在学校用餐的250元零用钱。经过两年多的援助,家庭服务中心最近通知她,该中心不能再继续提供她每月三百元和女儿学校零用钱的补助,虽然她的情况没有丝毫改变。他们指示她在接见选民的时间去找贾古玛,那里的人就帮她写封信到东南社理会寻求援助,结果社理会的回答是:‘已经帮了她两年,不能再帮她了。’她回去找国会议员,他说已经帮她写信,就只能帮这么多。”

上面的故事绝不是单一个案,而是时时在我们周围发生,说不定有一天也会发生在你我身上。

行动党可以暂时提供求助者职总超市礼券、水电回扣和免除杂费,然而这一切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如果上述的女子不能找到或者保住一个长期饭碗,那么政府就有责任支撑这个家庭,直到她的女儿毕业出来找工作为止。

此外,在新加坡还有很多穷困者够不上国家援助的严格规定:必须由医学专家裁定永久性伤残,或者证明是无亲无故才能获得公众援助金,而且批准与否每回还得依情况而定。

另外一个真实故事:有个73岁老妪在大巴窑七巷靠拾纸皮为生,她有个五十岁的儿子,由于天生弱智不能找到一份稳定的职业。她够不上资格就因为她还有个儿子,然而没有人要聘请她儿子这个事实则搁置一旁。

由社青体部所发出的公众援助金是目前每月330元,显然不足以在新加坡维持一个像样的生活。

几年前,当行动党议员梁莉莉医生要求社青体部部长维文医生把290元援助金提高,那么这些受惠者才能有一天三餐的正常饮食时,维文当场问道:“你要多少?你说的三餐是在小贩中心、食阁还是餐馆吃的?”

这当然不是社青体部经济拮据,才无法帮助更多的人、因为维文医生最近才披露一个1000万元的“社区融入基金”来帮助新公民和永久居民觉得在新加坡“受欢迎”。为什么不拿这笔钱去帮助那些曾在建国时出过一份力的人们呢?

民选政府的基本功能就是要照顾选民,而不是通过一些暧昧的数据和外国竞争、夜郎自大或者使用本地纳税人的钱乘飞机到处去教训别人怎么治理国家。

李资政的讲话显然破坏人民行动党要把自己装扮成爱民政党的任何企图。他已经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新加坡人赶不上新移民,不必期望行动党来打救——那是我们人民自己的代志,不是他们的。

也就是说,一个大学毕业生为了追赶升腾的屋价而无法成家立业,也不必期望行动党会把价格拉下来。

一名中年人被中国或印度找来的更年轻的廉价劳工所取代,也不必期望行动党会帮他找到一份工作。

对于年长者由于公积金户口没钱而必须当清洁工来养活自己,也不必期望行动党保证他一天有正常的三餐。

这是新加坡社会在44年行动党一党独大下养成的——冷酷、无情且物质至上。这样的社会真能吸引到最好的人才前来吗?在中国和印度移民心里,新加坡在他们的名单上已经是渐渐“排除”,他们之中的出类拔萃者都喜欢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澳洲去,这一点都不奇怪。

行动党的经济政策已经让低收入群蒙受打击,现正转向中等收入阶层。而有钱商贾、医生、律师、会计师和工程师或者以为他们在行动党的庇荫下“发了”——最好再想一想你们的子孙将来会怎么样?

难道你要他们和外国人在新加坡大学里争夺位子吗?你要他们和那些所谓“进取和努力”满足于2000元以下薪水的新移民为一份工作抢得头破血流吗?你要他们长期紧张、失望和不快乐,就因为他们找不着一份如意的职业吗?最后,你真的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工作到最后一口气,就因为他们永远无法退休吗?

即使是身为行动党党员,和制度有很多联系的,你的未来也不见得如表面那么风平浪静。除非你能跻身精英阶层,否则你不知道何时会被他们从中国、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孟加拉、廷巴克图跟天知晓国度找来的“新宠”所代替。

行动党在八十年代一批老将退下以后,根本不能再称为一个政党了。它更多像一个摆满假人偶的百货市场来表演“议会民主”空壳给全世界看。

诚如李资政自己说的:

“要当个总理,你不必每样乐器都会,但是你都要认得;哦!他是个好提琴手,所以他来当第一小提琴。他可以去当倍低音、他可以玩中提琴、他玩喇叭、他玩鼓。只要把他们组织起来,你就能玩出美妙的音乐。当你建立起一支好乐队的时候,即使放个假人在那儿(指挥),也一样能玩出美妙的音乐。”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82个行动党议员不敢顶撞老家伙的原因——因为他们都是假人,其实都没资格在那儿。

所以新加坡人,下次再有行动党议员来跟你说:他会为你在国会发声。别忘了提醒他们行动党给新加坡人的口号:

“你死你へ代志!”

Sunday, December 20, 2009

香港政局 - 五区总辞行公投的争执

香港曾荫权政府推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政改方案,导致泛民主派反对声四起,直指这是民主倒退的方案。

其实香港相较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来说是比较先进民主的。虽然它也有集选区,但是它在这一些集选区实行的是比例制。这种制度运用在集选区里就会显得比较公平,每个不同层面的声音可以从中得到充分的代表而呈现于议会里(立法会)。

可是美中不足的是,这一些民众普选出来的议员也只占了香港立法会的一半。另外一半是由相对少数的利益团体或集团投选出来的议员,称功能组议员。香港泛民主派的政治团体就是在争取把这一些功能组别投选出来的议席废除掉,而使全部的议席都由全港人一人一票普选出来。

另外,香港特首也不是由所有港人一人一票普选出来的,而是由800民多数由亲中共体系内的人投选出来的。这次政改把有投票权的人提升到1200人,但这也不是普选的体现。香港泛民主派也正在积极争取特首由普选选出来。

在中国与英国一起起草的香港基本法(等于一个政治体的宪法)中明确的承诺香港最终在1997年回归中国十年后必行双普选。但是中国方面一直拖延这条文的实现。最终由中国人大释法,定于2017实行特首普选,2020年实行议会全面普选。

可是令人纳闷的是,曾荫权政府竟然提出同时增加功能组别议席和普选议席。内藏玄机的是,官方提出这多出的5席功能组别是由地区区议员(注:香港实行的是双议会制,一个是区议会,是代表社区为区内向政府提出有关区内的问题和建议,另一个就是立法议员,代表港人提出和实行立法权力)中遴选出来的。官方认为这样的功能组议员就比较有群众代表性。但是,这也就是泛民主派的忧虑!中国方面会不会以此歪曲了“普选”的定义,从而使用这借口声称区议员也是“普选”出来的,而名正言顺的从每一批区议员中挑选亲中立场的区议员让他们成为立法会里的议员,最终保留“功能组别”而使中方永远保留全面控制立法会的权力。这是变相的干预港人治港的制度,违反原有基本法的原始精神!

港府当局要是有心逐渐实现真正的双普选的话,理应逐步减少违反普选理念的功能组议席才对!事实上,它目前的这个整改方案为以后保留功能组议席的“普选方案”留下了伏笔。

政治是充满幻术甚至骗术的。但是同样相似的伎俩运用在不同的体制里是会有不同的结果。在一个充满言论自由,报章、电视、广播媒体百家争鸣的香港,这种政治幻术是根本无法扎根。反观在新加坡,从“民选总统”至“集选区”的政改,甚至于公然以政府资源投入地区建设作为选举收买选民的伎俩,这种种的政治幻术全都在执政党牢控的媒体护航下混过去。

香港的可爱之处就是它的文化思维和民主认知。就连它的中学生都在质问这政改的方向是否恰当!香港学校的“通识”(普通常识)课程是由小学一年级开始实行。而这课程不时都灌输着香港社会的民主、人权等的核心价值观。假以时日,香港人的核心价值的认同将是它最主要的政治与经济财产。

就如这政改的议题,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普遍的认知,那就是这政改不符合逐渐走向全面双普选的方针。但是泛民主派还是没有达成如何应对香港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的策略。除了要求香港政府提出具体的普选路线图外,泛民主各政党对于以怎么样的形式去抗争和争取普选出现了极大的意见分歧。新加坡人也许会对这种情况感到奇怪,但是在一个真正的多党制的政治体系里,这种意见分歧是非常普遍和正常的。

香港泛民主派政党基本上有三大党。比较主流的政党有民主党和公民党。比较激进的是自称“真正的左派”的社会民主连线(简称社民连)。社民连提出了有别於传统的示威游行抗议的新抗争战略。他们提议五个集选区里的一些泛民主派议员提出辞呈,致使广泛补选的产生而间接形成对政治改革议题的“变相公投”。这建议当然存在着巨大政治风险但是如果泛民主派候选人如果能全胜,这将释放巨大的政治能量从而对曾荫权政府形成压力。这“变相公投”也能间接的提醒中共当局香港人对一人一票普选的坚持是没有妥协的余地的。假使以后中共要以区议会议员包装成“普选出的功能组立法会议员”,想以此浑水摸鱼的实行假普选,香港人必定抗争到底。至少,这“变相公投”将是非常有说服力的预警。

一向跟社民连关系不太好的公民党对这建议非常感兴趣,并且已经决定参与五区请辞变相公投的计划。然而民主党却坚持反对此行动。民主党内部两位元老级人物李柱铭和司徒华意见相左,甚至掀起骂战。

司徒华的论点有二,一是五区总辞是“极端行动”,而且是“激进派”社民连提出来的,不可以“随之起舞”。第二点是如果变相公投失败,赢不回来那一些辞去的议席,那么就没法阻止这政改法案通过(这法案需要二分之三的立法会议员的同意才能通过)。与此同时,也间接说明泛民的立场没有得到广大香港人的认同,争取双普选便失去政治正确性了。他坚持以街头游行来抗争但同时保住立法会的否决权。

以一个新加坡人的角度来看,这是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司徒华会认为以体制内请辞而致使变相补选,以一人一票的形式对一个政府的政策提出合法理抗议与杯葛还会比街头游行抗议还“极端”!?这真是令人费解。司徒华本身不是一个畏惧强权的人。最近他还因行使“极端”的“公民抗命”,参加非法电台广播而遭到香港政府提控而被判罚款。他也已声明绝不付罚款,继续以“公民抗命”形式抗争到底。一个合法的变相公投诉求怎么会比一个非法的“公民抗命”还极端呢?

其实说穿了,民主党还是为了本身的私利为出发点来考量整件事情。他们是担心本身的席位会受影响而不敢面对民主挑战。从民主党不会以党的名义去支持友党,帮社民连和公民党辅选的决定来看,民主党真是被自身的利益冲昏了头。民主党应该对广大香港民众有更大的信心才对。

就算民主党不参加这五区总辞行动而社民连和公民党依旧执行这计划。如果他们因得不到民主党的全面支持而在补选中失去议席的话,泛民派也未必拥有足够的票来否决这政改议案。退一步来说,如果变相公投真的失败的话,泛民派也必须认真思考这失败所带来的重要民意启示而为他们的政治立场做出适当的调整,勇敢面对民众的调教。这才是尊重民主的行为,而不是一味躲避真正民意的回馈和考验。

五区总辞行公投这一步险棋其实有它非常可取之出。毕竟香港政府不像新加坡行动党政府一样”怕输怕死“,在议员辞职或去世后不举行补选。香港当局已经承诺如果议员辞职,一定举行补选。街头游行抗议毕竟有其局限。就算有50万人上街,但相对于700万人口,那是一成都不到。一个正式的公投策略能完完整整的把民意表现出来,让民主派得到更大的政治授权去给香港政府和中共施压。这一步棋依旧是在体制内抗争的,并不是体制外的极端行为。

当一政党把自身党的利益放在社会群体的利益之上时,民主的警钟就必须响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新加坡的在野党政治。因为我看到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很多时候已把它党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了。从这事件看来,香港民主党也逐渐踏上这政治的不归路了。这是令我非常失望的。

香港民主党不参与五区总辞已成定局。如果以政党利益的角度来看,要是社民连和公民党成功从这变相公投中得到全胜,民主党的老大地位必定受到动摇。这对它在2012年的选举将非常不利,因为那两个小党已经能独自争取到香港支持民主的选民的支持,也可能因此使原本只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在往后的选举中转而支持社民连或公民党。我估计,公民党将是最大赢家,它必定能瓜分到民主党所流逝的最多选票。

倘若变相公投失败,民主党也不会得到好处。民主派中间选民可能会因此迁怒于民主党而往后不再支持它。

民主党这一决定是一开始就注定是双输的。也许它是希望以此决定逼使公民党放弃这五区总辞行变相公投的路线,但事实证明它已经判断错误。很讽刺的是,看来现在民主党也只能希望变相公投会失败,以求个两败俱伤的结局了。

吴明盛

Thursday, December 17, 2009

【轉載】激進就是有罪?

【轉載】激進就是有罪?
讀社會科學的,對激進政治總有某種情意結,因為看人類政治歷史,激進政治從來堂而皇之。試問哪一次人類文明的大躍進,不是來自激進思潮及行動?建制容易腐化,社會傾向因循,激進行動及思潮,是帶領人類前進的一大驅動力。

就以香港為例吧。不少人經常緬懷殖民統治,珍惜種種如法治、廉潔、自由市場、社會福利網等「優良殖民傳統」。但只要把鏡頭拉回六、七十年代,殖民統治絕對是千瘡百孔,今天我們所享的「安定繁榮」,實有賴一浪浪當時被視為「激進」的抗爭,令殖民政府不得不回應、改善,承擔開明管治的責任,並進行制度更新。近年的香港研究已不斷指出,激進政治從來是香港發展的重要一環,不可或缺。


「盛世」需「怪人」激進言行衝擊思想

在看似太平的「盛世」(儘管社會矛盾、衝突只被掃到社會暗角處),社會更需要有些「怪人」以激進的言行,衝擊大眾思想,提醒我們公共事務及社會的可能性多的是,因為只有這樣,才有真正意思的思想交鋒,拉闊社群的想像空間,讓某些議題可以萌芽、生根。環保運動在十數年前不也是被人標籤為「阻住地球轉」?沒有環保人士的堅持,環保問題今天那會變得這麼理所當然?

重讀Mark Kurlansky寫1968年世界社運浪潮,不無感慨。他指出1968年為何振奮人心,不在社運有多「激」、抗爭行動有多創意、或社會有多一呼百應,而是在於不同社會像同時進行「交談」,把一切關於社會前途的意見「攤出來」,而當世界有若干人口對現況不滿,而同時拒絕沈默,站在街頭大聲疾呼,這才是讓全人類感到真切的希望,而不需被動地等什麼什麼「希望批發商」販賣承諾及激情。

當然,激進政治有其激昂面,卻也有務實一面。「務實處事,追求不可能發生的事」(be realistic, ask for the impossible),是Kurlansky對68年社運浪潮的歸納。激進政治往往有兩大險處,套在香港亦適用。一是行動「儀式化」(ritualized)之險,而忘了保持思潮的前衛進步性,比起行為激進重要百倍。欠缺足夠理論基礎及說服公眾的能力,激進行為變成形式,那頂多是「政治保守」套上新裝而已。而當主流傳媒傾向「娛樂大眾」,播幾句soundbites或幾秒對抗場面,滿足大眾對欣賞「大事件」的感性渴求,一切討論被瑣碎化,運動內藏的改革動力被隱沒在「做場騷」的形象上,這可能才是激進政治落得最可悲的下傷。

其次,是如何梳理好與群眾的關係。激進主義者必先要具自信作為時代先鋒,但這樣也容易陷入盲點,認為「真理在手」,否定群眾生活、想法亦可能有其智慧,也排拒達到相同目的其他途徑。激進政治的核心,就是堅信人類共存有其他可能性,也因此需要更大的包容性,接受自己的路線思想亦有可能出錯、過時及不合社情的可能。左派歷史學家Eric Hobsbawm說得好:「我們要發問,亦需要解釋;最終我們要不斷向自己提問。我們要有心理準備犯錯,我們不可再裝作知曉一切答案,顯然我們不是。」

如何做好這兩點,坦白說,我說不準。卻只知道不少傳媒大眾本能地將連「罷工」都要請假的社工說成「激進」、將像露宿者的保育人士說成「滋事分子」、甚至將和平遊行爭普選說成「搞亂香港」,是極不負責任。我們不斷貶責「激進有罪」。卻又不斷收割上一代激進政治的成果,是否自私了一點?

這星期開始教學,特意把社會運動研究納入課程,希望讓學生反思,默認自己沒有選擇,本身就是一種選擇——你選擇了不去改變現況。而這可能也是香港的激進政治勢力最急切要打破的思想枷鎖。

Monday, December 07, 2009

南方朔觀點-崇禎併發症:自戀型領袖的誤國

南方朔觀點-崇禎併發症:自戀型領袖的誤國

* 2009-12-08
* 中國時報
* 【南方朔】

 北京故宮的後門有小丘,叫做煤山。上有當年崇禎皇帝自縊的那棵樹,原樹兵燬,後人重植,已枝葉扶疏,成了大樹。多年前一個秋日黃昏,我到該處憑弔,繞樹三匝,古木悲風,訴說的都是歷史的悽愴和反覆的愚蠢。

 在此重提明朝崇禎皇帝,並無任何借古諷今的念頭。而是用當代政治學的標準來分析,崇禎乃是所謂「自戀型領袖」的最標準樣本。領袖的極端自戀,小則誤己誤身,大則誤國誤民,崇禎的自戀,就是個「誤」,他「誤」了一切。

 崇禎乃是典型的誤國亡國之君。可是他即位之初不是這樣的。當時魏忠賢濫權,朋黨營私,崇禎立即殺魏忠賢並全面罷黜他的黨羽,看起來很有一點中興氣象,崇禎也自己照鏡子,愈看愈得意,真的以為自己是蓋世無雙的明君。於是由自戀轉自大,由自大變成剛愎自用,刻薄寡恩。明末出了一堆混蛋皇帝及大臣,但他們再怎麼混蛋,還是知道要替國家留一些能吏勇將,去做他們沒有能力去做的事。但自戀刻薄的崇禎自以為是,認為天下只有他是對的,別的人都不盡忠報國,於是他連國家最後的名將熊廷弼、袁崇煥這種人都敢殺。他在位十七年,只相信自己和身邊一群新的奸臣小人,搞到國事日非,民生更苦,最後是貧苦農民造反所形成的流寇,在李自成率領下攻入北京。最荒謬的是,崇禎到了最後還不認為亡國是他的責任!他自縊煤山之前,在衣襟寫了遺詔,仍有「然皆諸臣之誤朕也」之句。自己把天下搞垮,還以為與他無關,都是別人的事。這種混蛋皇帝,真是自戀到了瘋狂昏瞶的極致!

 崇禎皇帝自戀自大自以為是,乃是自戀型的領袖走向瘋狂的極端代表。近代政治學對領袖的自戀人格著墨極多。一般而言,領袖有適度的自戀,把自戀轉化成自尊自重以及催化出的自我能力的嚴格要求,這未嘗不是好事,但領袖病態的自戀卻也所在多有。那種領袖只愛自己,不愛任何他以外的別人,永遠活在自我的良好感覺裡,相信自己永遠不會錯,責任都在別人。當一個國家出了這種自戀型的領袖,老百姓只有「挫咧等」的份了。

 當代知名的領導學專家波耶特(Joseph H.Boyett)在近著《選民進化論》(Won’t Get Fooled Again)裡,有一個專章談自戀型領袖。他指出,自戀型領袖在達到權力的高峰前,由於自戀所創造出的形象很迷人,而且自戀的負面效果還沒有累積到足夠的量,人們普遍會對自戀型領袖寄予過高的期望,因而有利於他快速攀上權力高峰。但到了這時,自戀型領袖的人格及能力特質裡的巨大缺點就會開始暴露,而使他站到很陡峭的滑坡邊緣,很容易快速下墜,波耶特還特別條列出自戀型領袖的許多負面領導症狀,我在此將其中比較有現實性的若干缺點摘要列出:

 ──他喜歡刻意表演自己的一些專長,如秀自己的英文,他總覺得自己永遠對,都是別人誤會他、嫉妒他、中傷他;他看不起別人,總認為別人沒什麼,他貢獻最大;他的語言裡,最常出現的是「我」這個字;他沒有同理心也不想有同理心;他不需要了解別人,只要別人了解他;當別人談到他的問題時,他通常都會做別的事,用行為語言表示不耐煩;他喜歡用道德語彙自我包裝,顯示完美;他對年齡與身體有病態的敏感;他不信任別人,只相信小圈子親信;他拒絕別人分享成功,也拒絕承擔過失;他的決策草率但都有理由;他從不肯定下屬,只要下屬效忠。

 因此,自戀型領袖是可怕的,他在自戀裡誤人誤己,誤天下誤蒼生。他搭纜車快速上高山,迎接他的卻是個大滑坡。也正因此,自戀型領袖自己要小心了,必須像拚助選一樣拚著去消滅自己的自戀自大;而這種自戀型領袖的徒眾也要小心了,這種人的自戀自大,乃是他們搖旗吶喊造成的。他們要幫助消滅自戀自大,已不能繼續搖旗吶喊,而應敲鑼打鼓的嗆出不滿之聲,看看自戀自大是否老天爺保佑脫胎換骨!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