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新加坡今夜无人做梦？

淡马锡评论

作者：新加坡文献馆

庚寅年农历七月初某夜，一群生话在虚无缥缈之境的新加坡白羽大仙，在各自的空中楼阁就新加坡之梦喃喃自语。

一个说：新加坡是个没有梦想的社会，因为新加坡迅速发展，也变化得快，国人忙于自我鞭策，所以没有追梦的心思。

一个说：新加坡人为了追求物质而产生许多现实顾虑，所以敢于追梦的人不多。

一个说：一次行差踏错会毁了一生的大半积蓄，所以做个好梦只是一种奢望。

一个说：天有不测风云，国家应该爱钱，因为钱可以解决问题。把时间全放在追钱，所以无暇追梦。

一个说：为五斗米折腰的人，钱仅够花用，没有储蓄自然也没有追梦的的奢侈。

一个说：平日无所事事的富二代，爱怎么挥霍就怎么挥霍，有了这样的梦幻生活又何需织梦？

一个说：凡夫俗子生活在金钱矛盾之间，追梦只是另一个梦想罢了，所以斯人无梦。

这些神仙教诲是说：新加坡凡人应该脚踏实地，循规蹈矩的工作，奇思妙想有违务实原则，会危害社会安宁，不利国家经济发展。

时值新加坡45国庆之际，有人说，有了李光耀于是就有了新加坡；这是典型的新加坡痴人说梦。

新加坡人的新加坡历史现实是，有了华惹之梦，有了华校学生之梦，以及有了华印职工之梦所共同滋生的反殖民运动，才历经磨难塑造了一个独立的新加坡。

在这段反殖历史过程中许许多多各个民族的爱国人士，为了追求独立的理想而卖命流血的付出了沉重个人代价，这其中李光耀并非先行者，亦不是付出牺牲代价的受难者，但却是最终的利益收割者。史料上，李光耀的反殖反英事迹是相对的有限。

当年的时代精神就是新加坡人争取独立之梦。如果当年的新加坡年青人没有那种强烈筑梦的意愿与能耐，或许，到了今天新加坡还是米字旗飘扬，国人高歌天佑女皇。

回顾历史，培植与巩固新加坡两大经济支柱之一的本土经济体系，就是得益于南洋先驱的开荒之梦。

清代末叶的鸦片战争之后，天灾人祸使到中国南方的农村经济破产，人民被迫过蕃谋生，离乡背井的先辈就是靠自力更生白手起家。无可置疑的，南洋华社的政治与经济资本就是来自这群先驱的创业致富之梦。

追根究底，新加坡今天的种种成就是来自早年南洋先驱的愚公移山之梦，以及二战后，新加坡年青人的反殖民运动之梦的共同成果。饮水思源，这就是新加坡建国的根本之源。

显然的，追梦是成就新加坡的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元素。

那么，何以在50年李光耀政权之后却会变成‘新加坡是个没有梦想的社会’？

首先，美国梦之所以历久长青是因为美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尊重人权和民主精神，都始终受到严峻的宪法保护。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内，个人可以海阔天空去追求与实践自已的梦想。

但是，新加坡在一党专政下，宪法保障有名无实因为法规可以随时任意的修订，甚至于取消。在政权领导政府的格局下，依法执法可以轻易变质为以法凌人。自由环境激励自由思维，当社会丢失了思维空间，个人也就丢失了梦想空间。

其次，美国梦扎根于西方文明的以人为本的精神。这种人文精神突破了神权与封建的政治约束。人于是有了满足欲望的梦想，经济活动就是源于人的欲望无穷。在小政府格局下，个人享有相对大的经济自由，这个流动性极大的社会空间允许个人凭着自已的天赋和勤奋去主动的力争上游。

然而，按李光耀政治思维，人的劳动力只是一个生产因素，所以人只不过是一个经济数据。当人民沦为国家经济生产机器的齿轮之后，个人只能被动的依附着机器转动。

在新加坡的大环境里，个人主动性是不受到鼓励的，甚至于会受到严峻惩罚，因为主动性会破坏政府制定的社会规律，就象在机器里不听使唤，不依规律运作的齿轮是要被替换掉的。

当新加坡人被剥夺了生命的主动性，也就丧失了自我思考的能力，没有了思想，又何来会有欲望去编织新加坡梦？

其三，美国梦除了追求金钱财富的物质文化之外，也追求科学，知识和艺木等精神文化上的超越。

前不久，一名官二代说：务实新加坡人的生活目标是注重一份好工作，追求高素质的医疗和教育，以及满足于干净和安全的生话环境。在国庆晚宴上一名高官亦指出，新加坡人的人生目标应该是：好事业，舒适生话，多生育，关怀与慈善。

新加坡统治阶级所弘扬的是以物质生活为主要考量的狭隘人生观。这种思维下的新加坡只会走向一个缺乏精神文明的物质社会：追求舒适生话是否就是过着神戶牛式的生活？神戶牛是生活在一个很干净，安全，舒适，关怀与医疗照料周到，以及有古典音乐为伴的优质生活环境里。

狭隘的人生观带来没有实质内涵的社会行为。国庆期间有人劳师动众并浪费宝贵资源去创造可乐喷泉的世界记录。同样是虚荣心作祟，新加坡以外包伎俩去争取竞技场上的荣誉。但是，比赛的真实意义並非是为了锦标，而是鼓励个人超越自我的体能与精神界线。

想当然儿，一个有精神文明的高雅社会是不会有这种沽名钓誉的不诚实社会行为。

当一个政府只剩下唯有用钱去解决问题的途径，那么，这一个政府必然是已经处在黔馿技穷的困境。这种了无生机的一潭死水又如何滋生，并且激励人民去追求科学，知识和艺术等精神文化上的超越？

不是吗，吹皱的一池春水才能触动心弦，撩人遐思，令人想入非非？

新加坡从一个有追梦意识的先驱精神社会，演化到如今的一个没有梦想的社会。这种社会文明往后倒退发展的情况确实是一个非常可悲的景象。

社会文明退化的问题事关重大；这并非是一个人的面子，或者是一个政党的荣誉，而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前程。

当先驱开荒的竞争精神被独裁霸权的垄断精神取代，当爱国精神被爱銭精神取代，新加坡不就己经失去了两个十分宝贵的建国人文元素？

当银行业失去了谨慎与诚实的人文元素之后，霸林就是毁在爱銭的无能之手。雷曼亦是毁于爱銭的欺骗之手。

危言耸听？这乃是前车之鉴。当领导的唯利是图蔚然成为上行下效的不良风气，一个栋梁不正的构筑必然是要坍塌的。

还会有人关心这个病态的新加坡社会吗？

新加坡的聪明人是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已经生活在纸醉金迷的梦幻世界里，宛如庄周梦蝶，他们已经无法分辩真实与虚幻，再也体会不到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模 样；他们对新加坡社会的病态无知无觉。对这群制度的塑造与执行者而言，新加坡社会是完美无瑕的，新加坡制度是值得他人借鉴。

新加坡的奴才和他们的主子同流合污，奴性使然，他们丧失了体恤与同情弱者的慈悲之心。奴才对社会的病态未必是无知无觉，可惜的是已经麻木不仁；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对这群制度的守护者而言，新加坡社会虽然未必尽善尽美，但是，新加坡制度还是值得他人借鉴。

新加坡的傻子是制度的反对者与制度的受害者。他们努力的，即便受尽了惩罚的苦楚，还是坚毅的要挖掘制度的墙脚，要在制度的墙上开天窗，让外边的艳阳天驱散阴霾，让外边的清新空气冲刷乌烟瘴气。

在 新加坡社会的这三种人群里，聪明人已经在春梦里醉生梦死，再也无需追梦寻梦。奴才干了为虎作伥的勾当，夜晚做的都是恶梦，也就不会有心思去追梦。或许，在 新加坡只有儍子才会去追梦导梦。他们憧憬新加坡的明天会更美好，人人都可以自由自在的表达自已的信念，凭着本身的才华去追逐与实践自已的美梦，让梦想成 真。

新加坡今夜无人入梦？您呢？您有梦吗？

我国华文教育失败的症结

我为我的孩子做出了另一类的教育选择，那就是到用有学习中文的异地去读书。这地方比新加坡具备了更好的中文学习环境，也有学习英文的条件。虽然英文教育会比新加坡逊色，但是英语是比较容易学上手的。

如果我们要有选择并不是没有，但是代价非常大。
我本身就为我女儿做出了这语言教育的选择，让她在异地读书，从幼稚园开始。许多朋友甚至政治圈的人物都非常困惑为何我会做出这样一个代价非常的选择，但是我还是坚持了我的想法。

学习语言不止是fun不fun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切身运用的问题。在新加坡你走在街上，很难会看到几个华文字，这对一个学童来说根本就是潜移默化的暗示中文并不重要，或者是中文只是课室里应付考试的学科，甚至是一个令人乏味的学科。

所以我坚持让我的孩子到一个处处有华文字的地方学习。这地方到处也有英文字，所以我并不担心她会失去学习英文的机会。学习英文毕竟比学习华文容易，因为华文是象形文字，英文是拼音文字。学习华文需要更多视觉的接触才能牢牢的把文字注入记忆。

我很庆幸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如今我女儿读写中文字的基础超越一般同龄的新加坡学童，虽然英文基础稍微弱一些，但是要赶上并非难事。

生长在一个缺乏选择的国度里，我们必须要有更大勇气去作出非一般的抉择，甚至是周围亲朋好友都觉得匪夷所思的选项，才能冲出愚钝政策的枷锁。

我是不服这傲慢的自大和自以为是的执政党！

这关乎我下一代的教育和幸福，我怎么也不会妥协的。我可以留在新加坡为国人奋斗，试图为人民争取够多福利，但胜败谁也说不准。输了我大可一走了之，毕竟这是人民最终的选择，我也无怨无悔。但是要我孩子继续活在这独裁，任意拿各种事物来要挟人民的执政党的统治下，我是死也不会愿意的，更何况是关乎我下一代教育的方向，更不可被他们那误民愚民的政策给害了。

没办法，只有选择那一条路了。

吴明盛


我国华文教育失败的症结

● 王昌伟

文化视角

　　据报章报道，李光耀资政认为政府早年在推行双语政策时走错了方向，那是因为他错误地以为，只要智力相同，人们就能学好两种语文。

　　其实在我国，即使不是每个人都能精通双语，能学好两种语文的人为数并不少。根据个人的观察，在我们这一代受过大专教育的人当中，精通华文的人一般也能自如地使用英文，但精通英文的人却往往无法有效使用华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华文比英文难学，而在于我国华文教育的失败。

　　我们的双语政策的确是走错了方向，但我认为问题并不出在我们高估了学生同时掌握双语的能力，而恰恰是我们在华文的学习方面，太过“纵容”学生，太过为他们“着想”。

　　李资政经常以他学习华文的经历作为例子，说明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精通两种语言，那我也想谈谈自己学习双语的经历。我的华文程度和李资政的英文程度一样，都达到母语(native language)的水平，但我相信我的英文程度应该比李资政的华文程度高。虽然不管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我的英文还存在瑕疵，但在日常的沟通之外，我还能用英语授课，能用英语发表演讲和与西方学者讨论高深的学问，也能用英文出版学术专著。

　　这绝不是因为我比李资政聪明，也不是因为我对英文有多热爱；相反的，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我从小对学习英文就有强烈的排斥心理，总觉得自己身为华人，为什么需要被迫去掌握一种不属于自己的语言。但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下，不管你喜不喜欢，英文水平跟不上体制的要求，就随时会被淘汰。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容不得你选择。

　　记得求学的时候，上英文课是一项苦差，几乎把上学的乐趣消磨殆尽。李资政说，双语政策所犯的其中一个错误是没考虑到讲英语学生的心理，但一直以来，我们的英文教育也从来没有考虑到讲华语学生的心理。不过现在回过头去，我反而感激我们的教育体制不但没有纵容我，还不断设立更高的标准，让我即使心不甘情不愿，但为了生存，还是不得不设法达让自己的英文达到不断提高的要求。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

　　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够打下一定的基础，让英文成为今天发展事业的一大助力。可以想像，如果当年的教育体制对我们这群讨厌英文的讲华语学生特别“关爱”，处处为我们“着想”，只要我们一觉得困难就降低程度来迎合我们，那我自然会产生一种侥幸的心理，更不可能会认真学习英文，等到日后真正需要使用英文的时候，就会陷入“书到用时方恨少”的窘境。

这正是我们的语文政策的最大错误。和李资政的认知相反，我们的双语教育，从来就不曾假设一般人都能同时学好双语。当年除了在少数的几所特选中学，华文都是被当成第二语文来教授的。即使后来在更多的学校开设了所谓的高级华文，其程度之低落仍然是有目共睹的。

　　李资政说，目前的挑战是通过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方法，让他们喜欢上这门语文，并在学生身上打下一定的华文基础，让他们日后如果到了中国等需要使用华文的地方工作，即使一时生疏，很快就能重新掌握。

　　这话固然没错，但我们的华文教育，是否真能为学生打下一定的基础？我曾在《特选中学计划成功了吗？》（2007年8月8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一文中举出血淋淋的例子，说明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目前对学生的华文水平的要求，就能为他们打下一定的基础，无疑是在自欺欺人，更遑论继续顾及学生怕难的心理，进一步降低要求。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这句话说明的道理显然是不难理解的。

　　利用富有创意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对华文的兴趣当然非常值得鼓励，但我们的错误，就在于以为降低要求是提高学生学习热忱的先决条件。从第二语文到华文B、到用英语教华文、到只需认字不必写字，这样一步步退让，也许当下能讨好学生，但等到学生日后需要运用华文的时候，他们是会恨我们耽误了他们的。

　　李资政还举出美国第二代中国人未必能学好华文作为例子，说明要学好一种语文必须先从抓住学生的兴趣开始。但我们的社会和美国其实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华人学习华文缺乏有利的环境，而我们的学生即使出生在讲英语的家庭，在生活中，从日常的交谈到流行歌曲到影视节目到报刊读物，还是不缺乏接触华文的机会。新加坡社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让学生不管是出生在讲哪一种语言的家庭，都能随时随地接触双语。重要的是，我们不要通过错误的教育政策人为地去摧毁这样的环境，把新加坡变成一单语的社会。

　　我们常说，教育乃百年大业，肩负为国家培育英材重任的我们，能不慎思谨行？

作者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