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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February 13, 2012

饶欣龙事件

谨新明日报二月十二日对饶欣龙事件的报导,本人觉得有必要回应。

虽然本人转载了黄亦杰的文章,但本人并没有挑战饶欣龙议员辞职的意思。本人只是觉得饶欣龙和工人党对此事件的处理不当,导致原本只牵涉饶欣龙一人的感情缺失的事演变成中间选民对反对党阵营再次失去信心。

1991年民主党和工人党虽然得到重大突破赢得四个席位,但后因民主党党争致使中间选民对反对阵营失去信心,而导致反对党二十年来都无法再次有所突破。在2011年的大选里,反对党阵营好不容易再次取得中间选民的信任,不只把六名工人党议员送进国会,大体上其他的反对党的得票率也有跳跃式的进步。但是这次饶欣龙事件,却可能使反对阵营又再次遭遇打击,被打回原型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这次事件的重点再也不是饶欣龙是否有感情缺失了。本人相信许多人对饶欣龙到底有没有情感越轨,大家心里早都有了定夺。最重要的是,工人党以第一世界国会为战旗、透明和问责为目标、魏征的大义为道德勇气走入国会,但是当自己的议员被质疑有道德缺失时,竟然一声不吭。这种沉默的处理方法,难免令中间选民对其政治架势的质疑。轻言魏征的大义,义无反顾地进死谏,塑造敢言不畏强权的幻觉,但是到了需要大义灭亲的时候,竟然鸦雀无声。这是令人非常失望的。工人党连承认过失,坦诚道歉,乞求原谅的道德勇气都没有,怎么能轻言魏征的大义呢?以此的鸵鸟政策来对应危机,工人党怎么能说服中间选民他们真的能成为世界一级的政党呢?

工人党目前是反对党阵营的龙头老大,如果中间选民对它都失去信心的话,他们又如何会对其他反对党有信心呢?作为反对党阵营楷模的工人党,应该有面对自己议员犯错的勇气。犯错并不可怕,人非圣贤,有道德瑕疵也是人之常情的。只不过我们不能容忍的是一个政党为了政治利益而包庇严重缺失。工人党让饶欣龙在没有任何具体交代的情况下辞去中委,这是非常不透明的做法。这与工人党一至提倡办事要有透明度相左。

工人党如此处理事件的手法是让人非常失望的,相比之下,饶欣龙辞不辞掉议员之职位已经并不太重要了。我恳请工人党为了真正建设第一世界的政治体系,应该拿出道德勇气来,把事情说清楚。如果饶欣龙真有感情缺失,就应该认错,对辜负了选民的支持道歉,并且乞求原谅。本人倒觉得这比辞去议员一席更为重要。

吴明盛

Tuesday, October 04, 2011

香港復建居屋 – 從住屋和土地策略性資源說起

香港從2003年群起反對董建華八萬五住屋政策到如今民意180度轉變成支持復建居屋的過程,其實都只是隨市場住屋價格波動而起舞.值得一提的是,已宣布競選特首的梁振英由始至终都堅持建居屋政策.梁先生如此擇善固執必有他的政策考量.

土地是有限量的策略性資源.尤其是在一個如香港的小城市般的地區,土地的規劃和運用就顯得特別重要了.香港人口是不斷在增長,但是土地除了少許填土的實質增長外,根本無法跟人口同步增長.如果沒有適當的規劃而任由市場來決定土地的運用的話,必定會出現嚴重的偏差.

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在處理有限資源分配時都提倡由自由市場來定價,以便資源得到‘最高效率’的分配.但是土地的擁有權通常是被政府和少數地主壟斷的.這是違反了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定義.再說土地和住屋是關係密切的,因為如果沒有土地就無法建造屋子了.而住屋又是人民衣食住行最基本生存需求之一.所以為了應付人們的住屋的基本要求,土地和房子的價錢必須能讓普羅大眾負擔得起.

但是由於土地的供應量是有限而且是沒法長期增加的,這就使土地和黃金一樣變得有投資價值的資源.當土地和房屋變成了投資的工具了以後,價格便會被人為的操縱炒賣而脫離了原本實際價值的因素.香港的房子除了被有錢人炒賣外,近年來也引來了許多內地人來炒賣.這會使需求量大于香港本土的真正需求,以致供應失衡.這也會使土地房屋價格走勢脫離了基本通貨膨脹.到最後,多數港人的長期薪金增長就會大大落後于房產價格的增長.

如果單以自由市場來支配土地以致住屋的分配的話,這房產因投資與投機炒賣的價格走向和滿足人民基本房屋需求的政策方針就會產生嚴重的矛盾.如果政府沒妥善處理這矛盾的話,我們很有可能就會陷入像古時封建地主制的極端貧富懸殊狀況而產生社會動盪.

目前香港政府提供了公屋給大約40%香港人以便解決他們的住屋問題.但,這是不是最佳的方法呢?再說,由于房屋的價格因港人和大陸人的炒賣而致使越來越多的年輕的香港中產階級沒法置业,這會導致中產階級的沒落、遲婚、生育率下跌等等的長遠的社會問題.這些中產人士並不符合居住公屋的條件,但也沒能力買房子.如果沒有任何機制去解決這問題的話,中產階級的崩潰將會是遲早的事.這將對社會帶來嚴重的後果與動盪.

政府在維持龐大的公屋群時將會承受巨大的社會資源成本.政府除了承擔了用來建造公屋的土地成本外,還必須承擔建築和長期維修的成本.每建一座公屋,政府就必須先拿出錢來付建築費.公屋是以超低價格出租給底階層的港人.如果能幫助至少40%里的一半的公屋家庭和那些年輕中產港人以低成本價買到居屋的話,政府便實際上大大的減少了維持公屋所承受的社會資源成本和中產階級以致社會所面對危機.

香港社會必須取得一個‘安居樂業’的共識:一個家並非是投資或投機的工具.香港人也必須意識到如果房產價格高到需要以超過25年甚至40年的房屋貸款才能擁有棲身之所的話,那麼他們就不是‘有產階級’而是變成‘房奴階級’了.

房地產投機並不會給港人增加財富而是把下一代的房貸奴役變成了這一代的錢財而已.這等與是隔代掠奪.當然,現在的直接受益者便是大地產商們.

土地雖然是有限資源,具備了投資或投機工具的條件,但是土地和房屋也是政府重要的策略性資源.政府必須以謹慎的方法去分配這策略性資源以達到穩定社會和促進經濟健全發展的目的.如果人們沒法‘安居’,那怎麼能樂業呢?經濟生產力也必定受影響.

香港政府也必須認識到只有它才能解決房產價格因投資炒買的升幅超越普通市民薪金的增長所引起的社會矛盾.只有復建居屋才能解決這矛盾,並且達到平衡土地這策略性資源的分配和縮小貧富懸殊的問題.

至於土地和房屋這策略性資源是否應該讓人,尤其是非香港人炒買,那就是題外話了.

吳明盛

Monday, December 13, 2010

行不通的公共组屋政策

尽管组屋价格还是需要以30年房贷才能让国人买得起,国家发展部长马宝山还是坚持政府组屋还是“负担得起”。但他最近还提起几个有意思的观点。

在这些观点当中,他似乎刻意的把之前所说的“卖屋养老”的话给收回了。他说许多人也许不必卖屋降级来维持退休生活。

我之前已经在我党报悉数这“卖屋养老”计划根本行不通,更非是一个可持续的选择。

我现在就解释为什么这高屋价政策在“资产提升”的掩护下成为行动党的蓄意执行的政策方针。

以高房价解决人口老化问题

自1980年代初起,行动党就意识到它在70年代执行的“两个就够了”政策是大错特错,而这政策将促使人口史无前例的迅速老化。在做了人口统计规划预算后,执政党便发觉公积金政策可能无法持续的给老化的人口提供足够的退休资金。

为公积金户口提供稳定回报作为国人的养老金是政府的责任。如果有能力工作的人越来越少而向公积金提钱的退休人士越来越多的话,这情况会促使公积金局造成现金周转的压力。这问题将随着时间而逐渐严重。

维持高屋价的“好主意”就是为了解决人口老化带来的种种问题而构思出来的。以下是这计划的详细的论述:

1)如果新加坡人在公积金户头里有较少的储蓄的话,政府就无需承担太大的利息负担。也就是说,政府就可把资助人口老化的养老金的责任推卸掉。

2)但是将来老人的生活由谁来担当呢?30年的房贷肯定会逼使多数新加坡人卖屋养老的!只要让政府组屋价格持续上升,这一些未来的退休人士就可在高屋价的环境中卖屋“提取退休金”!这不就解决了他们养老金的问题了吗!

卖屋养老计划的影响和冲击


这过于简单的想法将会有几个影响。所有的现象都对新加坡人不利,反而对政府有利。

1)政府可从以高屋价把政府组屋卖给公民中得利。与此同时政府也无需拿出任何钱给以任何津贴。

2)首要调整就是提高地价。建屋局会在账目上承担赤字,因为它必须向土地局(两个部门同样隶属于国家发展局)以市价买地。我们必须认清土地局因运用土地征用法令强行以超低价收了私地而成了最大地主,拥有垄断权来制定地价。

3)所有卖地所得都直接进入储备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储备金会自1980年起迅速增长。

4)政府减少了在公积金给以的利息反而从借给组屋买者的贷款中赚取利息。这也意味着新加坡人不只要承担高屋价的负担,除此之外还要承担房贷的利息。

5)如果这计划要能持续下去,房价就必须随时间大幅度飙升。要不然,整个的制度就会垮了。

影响

很明显的政府是这计划的既得利益者。它推卸了为老化人口提供资金的责任。它基本上把这责任以高屋价政策转嫁给下一代。与此同时,它却从中得利而把这利益转入储备金里头,使执政党看来能干。除此之外,它还从房屋借贷利息里获利。

政府的获利就是人民的失利。建屋发展局是新组屋市场的唯一供应者而它也是从房屋借贷中收取利息。

这政策将对这一代以高价买组屋和往后世世代代的新加坡人。这一代以30年房贷买屋子的人将会被逼卖屋养老。下一代的新加坡人就必须承担更高的屋价,因为这是政策方向以便这一代人可以筹足养老金!

行不通的政策

从长远看来,这计划根本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原因显而易见。如果要保住那一些新加坡人放进房子的钱的购买力的话,他们房子未来的价钱就必须要盖过利息和30年里的通货膨胀。

但是工人的工资通常只能以通货膨胀的速度增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二十年间已经面对工资的增长大幅度落后于政府组屋价钱的增长率的情况。



资料源自 singaporemind.blogspot.com

从1990至2009年间,工资只翻了一番,但是组屋的价钱却翻了四番!在这期间,房贷也因此从15年增长至30年。如果这形势持续下去,我们的后代也许就必须
会面对40或50年的放贷才能买得到政府组屋!

这能行得通吗?


这是两个矛盾的政策目标。这一方,如果要卖屋养老计划成功的话,房价的飙升必须超越薪金的涨幅。但是在另一方,我们又要世世代代的新加坡人“负担得起”房子,那么房价的涨幅就不能超越薪金的涨幅!我们怎么可能同时达到这两个矛盾的目的?

再说没有人能保证房价能以这速度飙升。在这人口老化的前提,二手房屋的供应将会增加而需求量反而会因年轻人的数目少而减少。这就会致使房价承受下跌的压力。

新加坡人必须彻底的了解这“卖屋养老”对我们这一代与后代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最新的报告显示新加坡的房贷已经占了我们经济所有贷款的51%。这比香港的20% 还要高!如果房地产市场崩溃的话,整个金融体系将会承担超重的坏账!

一个经济体系不能把过多的资金投入像房地产一样的无生产力的资产上。如此会剥夺了需要资金来创业的国人。这也会使整个金融体系过度暴露于能使我们的财富瞬时间化为乌有的泡沫经济里。

日本,爱尔兰或甚至美国的经验显示金融体系过度暴露于潜向于泡沫的房地产将会摧毁整个经济体系。日本自从1990年代的泡沫经济引爆后,至今还是无法重新振作起来!

政治上,对大众推销贪婪是最有效的手段但是这也会致使对我们后代无法扭转和弥补的伤害。要说服人们高屋价是对他们不利是非常艰难的。我已等了很久才等到这适当的时机来试图以我在这些年里对此课题深入研究的知识来尝试解释这政策祸害的来龙去脉。我恳请那一些认同我的看法的读者能帮我把这重要讯息传达给你的亲朋好友们。

这祸害子孙后代的政策必须被制止,否则我们的后代会因我们的不理不睬而受害。

Thursday, February 11, 2010

以政治辩论让国人更了解政党政见

以政治辩论让国人更了解政党政见

谨《联合早报·交流站》于2010年2月11日刊登陈汉豹先生之“反对党应深入民间并言之有物”,我代表国民团结党作以下回应:

我党筹备淡滨尼集选区的竞选机制打从2006年大选过后就不间断的在进行着。加紧积极活动也已有一年之久,绝对不是陈先生所声称的“投机策略”。新组屋价格高涨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事。而且李总理并没有确定今年将是大选年,陈先生怎么会先入为主的认为我们此时提出竞选淡滨尼集选区,直接挑战国家发展部长马宝山先生就是“投机策略”呢?李总理有权迟至2012年才宣布举行大选。我们已经提早了两年为战役鸣鼓,何来的“投机”?

如果陈先生有留意我党之党报“国民之声”或甚至我本人的部落格(singaporealternatives.blogspot.com)的话,他就不难发现我们一直以来都有谈及许多民生与政策的课题。对于组屋价格高涨的问题,我党也早在去年的国庆献词中相续的提到有些国人早已经沦落到无瓦遮头的地步,难道这也是所谓的“投机策略”吗?

我党一向来都坚持勤于问政的态度去参与政治。我们也相信新一代选民都希望政党政治迈向于更开放,更理性和更有深度的发展。他们也想政党能更早让他们认识候选人,更希望能检视他们的政见。这就是为什么我党决定提早宣布投入各个选区的战役。我们也更希望能迎合陈先生的意愿,认真的与马宝山先生来一场严肃的辩论,最好是电视现场辩论,以便能真正顺应陈先生,让国人信服反对党并非“投机分子”,而是对时事和政策都有见解的参政者。

能不能顺应陈先生的意愿,就要看马宝山的回应了。要不然,国人也只有通过我们的党报和部落格得到相关的政策资讯了。我也恳请陈先生能用更开阔的心胸去了解我们反对党个别的政治立场和其活动,不要以偏概全,对我们做出不公平的言论。

在此顺祝国人

新年快乐 年年有余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吴明盛
国民团结党秘书长启


反对党应深入民间并言之有物

(2010-02-11)

● 陈汉豹

  我国的三个反对党就组屋课题瞄准淡滨尼集选区。不满屋价上涨是人之常情,之前不见反对党的解决妙方,等到大选才来大做文章,投机策略虽高明,却也露出司马昭之心。

  从以往的记忆中,我认为,反对党给人的形象通常有二,一是不论政府做什么都要反对,却提不出替代方案,只是为反对而反对。二是平时不见踪影,大选时分才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令人们觉得他们只是为竞选而竞选,而非要为民服务而挺身而出。

  时代已不同,反对党应该重新定位,不应一味扮演批评、攻击、反对的角色,而应以国家利益为先,以大局为重,监督政府的同时也无妨辅弼政府,彰显政治家的泱泱大度。不可为个人或一党争取人气和选票而提出不当批评,误导群众,若存有这类的不端的政客心态理应去除。

  我国建赌场乃情势所趋,经济所需,不过赌场之为害世人皆知。有鉴及此,政府成立全国预防嗜赌理事会,设立赌场管制局,推出管制法令与防赌法令,就是希望将其害减至最低点。

  针对赌场,反对党若有办法提出“牺牲最少社会成本换取最大经济效益”的方案,而不是只会将政府的良苦用心倜侃成“既要偷汉子又要贞节坊”,像这类言词,并非平心静气的分析讨论,而是以不伦不类的比喻来嘲笑施政时难免需要兼顾各方利益的两难情景,自己却又提不出更好的施政方针,结果反而可能令一些国人对反对党的印象会有所下调。

  凭情而论,反对党并不缺乏人才,缺乏的是人气。革新党开创法律诊所为民服务,正是争取民心、提高人气的好点子,这对反对党而言确是好的开始。

  殊不知,人民心中都有一把尺,都希望选出为民作主、为民服务的议员。偏偏,反对党从未深入民间,没干出成绩,没打好关系,就算与选民偶然相遇,也是你不知我,我不知你,谁敢投你(反对党)一票,搞不好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虽然说“皇帝也可轮流做”,更何况是民主国家,大选中政权变天,更是不足为奇。但反对党如果一如既往,改不了“为反对而反对,为竞选而竞选”的作风;改不了“平时不烧香,临时才来抱佛脚”的习惯;也不改一改“投机取巧,心存侥幸”的心态而想在国会里占有一席之地,那就难矣。

Tuesday, December 29, 2009

淡马锡评论:行动党对新加坡人说:你死你へ代志!

主题:淡马锡评论:行动党对新加坡人说:你死你へ代志!
作者:冀居·谢 3:03pm 29/12/2009


行动党对新加坡人说:你死你へ代志!

2009年12月29日

5天过去了,对于李光耀在国家地理杂志所发表的狂言,新加坡报业控股各语文出版的报章都只字不提。

面对该杂志记者马克·雅各布森时,李资政以主要建构者的身份大谈执政党有关亲移民和宽松接纳的政策。

虽然他说他知道“有些新加坡人对于移民的大量涌入感到不高兴”,但是他还是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

“这些年来,新加坡人已经越来越不进取和努力,所以我们的国家欢迎很多大陆来的新移民是件好事。”李资政说。

李资政形容这些大陆新移民为十分“饥渴”,并且父母们都把“孩子看得很紧”。

“如果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被抛在后头,那是他们对自己的鞭策不够,苦果必须自己尝。”他打趣地说。

国会里有82个行动党议员,竟然没有一个敢公开出来驳斥李资政的评论。我们可以这样就认定他们都同意吗?

这就好比对新加坡的福建人说:你死你へ代志!——听惯这种语气的新加坡人,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虽然新加坡排在日本之后作为亚洲第二富裕国家,但是新加坡人却享受很少的社会福利,所以造成每年都有不少一流人才移居到澳洲、加拿大和美国等地。

政府可以在海外投资一输上百亿而不眨眼,却不要为新加坡人,特别是那些来自低收入的社群架设一个社会安全网。

人民行动党长久以来要新加坡社会避开任何形式的 " 福利 " ,并将之称为“拐杖思维”,认为将削弱我们的竞争能力。

如此,新加坡人就得工作到死。还有一个部长呼吁本地人要“更便宜、更快、更好”,要实现这个目标,我想他最好以身作则,先减自己的百万年薪。

我国的人均收入是高居世界第四,不过测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我们则在香港之后,在亚洲高居第二。那是因为国内有太多不成比例的亿万富豪。另一方面,日本却能够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保持领先。

而这样的差距唯有继续扩大下去,因为政府已经大开方便之门让追梦的外来移民大量涌入。

这不需要是经济学家也能看得出:大批廉价劳工的流入,当然会给大企业带来丰腴的利润,增加业主和管理层的收入,打压一般新加坡人的薪水。

与此同时,生意成本降低就无需通过提高生产力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提升,这个说明国民生产总值其实并不能真正反映一个国家人民的财富和全体的生活素质。

此外,人民行动党部长们的百万年薪是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挂钩,这也解释为何他们如此沉溺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

对于一般在职场讨生活的新加坡人,国民生产总值对他们来说并无特殊意义。他们担忧的是收入是否足够维持个人和家庭生活?如何开始一个家庭、抚养孩子以及老有所依?

20年前,也许要追逐新加坡梦还不太难;那时年轻夫妇还买得起政府组屋、没有外来者的竞争、和今日相比,生活费相对地低。在2003年之前,他们还可以一次过领出所有的公积金来安享晚年。

今天的新加坡人面对的是一个萧条、不确定和不安定的未来,新加坡人月入的中位数是2千600元,几乎和十年前一样,并且还要面对百物腾升,特别是政府组屋的价格。

一个大学毕业生起薪不会超过2千800元,除了偿还大学贷款,根本都没钱买辆汽车,更遑论结婚生子。

盛港的四房式组屋在1999年不超过20万,不过隔邻榜鹅区的同样屋子最近已经索价30万。还有在女皇镇的杜生预购组屋,五房式的平均售价是66万6000元。

根据金融顾问,一对夫妇至少要有7千500元的月入才买得起这样的组屋。或许还得每月拿出几百元现金来填补公积金户口的不足,这样下去他们在退休时的公积金户口已经所剩无几了。

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如果我们在人到中年的时候被外来人才抢去饭碗,或者意外致残、染上慢性疾病如肾衰竭,又或者官司缠身,那我们要如何养得起自己和家人呢?

在“把PAP踢出去”的facebook上,特雷斯·陈网友和大家分享一则揪心的故事:

“我认识一名肾脏和心脏都出毛病的半瞎女子,由于健康问题而不能工作。她现在四十多岁,是个单亲妈妈,有个就读初中三的女儿。以前她向家庭服务中心救助,家庭服务中心明了她的困境,就帮她付建屋局房租、水电费和杂费。此外她每月还获得300元补贴,和让她女儿在学校用餐的250元零用钱。经过两年多的援助,家庭服务中心最近通知她,该中心不能再继续提供她每月三百元和女儿学校零用钱的补助,虽然她的情况没有丝毫改变。他们指示她在接见选民的时间去找贾古玛,那里的人就帮她写封信到东南社理会寻求援助,结果社理会的回答是:‘已经帮了她两年,不能再帮她了。’她回去找国会议员,他说已经帮她写信,就只能帮这么多。”

上面的故事绝不是单一个案,而是时时在我们周围发生,说不定有一天也会发生在你我身上。

行动党可以暂时提供求助者职总超市礼券、水电回扣和免除杂费,然而这一切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如果上述的女子不能找到或者保住一个长期饭碗,那么政府就有责任支撑这个家庭,直到她的女儿毕业出来找工作为止。

此外,在新加坡还有很多穷困者够不上国家援助的严格规定:必须由医学专家裁定永久性伤残,或者证明是无亲无故才能获得公众援助金,而且批准与否每回还得依情况而定。

另外一个真实故事:有个73岁老妪在大巴窑七巷靠拾纸皮为生,她有个五十岁的儿子,由于天生弱智不能找到一份稳定的职业。她够不上资格就因为她还有个儿子,然而没有人要聘请她儿子这个事实则搁置一旁。

由社青体部所发出的公众援助金是目前每月330元,显然不足以在新加坡维持一个像样的生活。

几年前,当行动党议员梁莉莉医生要求社青体部部长维文医生把290元援助金提高,那么这些受惠者才能有一天三餐的正常饮食时,维文当场问道:“你要多少?你说的三餐是在小贩中心、食阁还是餐馆吃的?”

这当然不是社青体部经济拮据,才无法帮助更多的人、因为维文医生最近才披露一个1000万元的“社区融入基金”来帮助新公民和永久居民觉得在新加坡“受欢迎”。为什么不拿这笔钱去帮助那些曾在建国时出过一份力的人们呢?

民选政府的基本功能就是要照顾选民,而不是通过一些暧昧的数据和外国竞争、夜郎自大或者使用本地纳税人的钱乘飞机到处去教训别人怎么治理国家。

李资政的讲话显然破坏人民行动党要把自己装扮成爱民政党的任何企图。他已经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新加坡人赶不上新移民,不必期望行动党来打救——那是我们人民自己的代志,不是他们的。

也就是说,一个大学毕业生为了追赶升腾的屋价而无法成家立业,也不必期望行动党会把价格拉下来。

一名中年人被中国或印度找来的更年轻的廉价劳工所取代,也不必期望行动党会帮他找到一份工作。

对于年长者由于公积金户口没钱而必须当清洁工来养活自己,也不必期望行动党保证他一天有正常的三餐。

这是新加坡社会在44年行动党一党独大下养成的——冷酷、无情且物质至上。这样的社会真能吸引到最好的人才前来吗?在中国和印度移民心里,新加坡在他们的名单上已经是渐渐“排除”,他们之中的出类拔萃者都喜欢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澳洲去,这一点都不奇怪。

行动党的经济政策已经让低收入群蒙受打击,现正转向中等收入阶层。而有钱商贾、医生、律师、会计师和工程师或者以为他们在行动党的庇荫下“发了”——最好再想一想你们的子孙将来会怎么样?

难道你要他们和外国人在新加坡大学里争夺位子吗?你要他们和那些所谓“进取和努力”满足于2000元以下薪水的新移民为一份工作抢得头破血流吗?你要他们长期紧张、失望和不快乐,就因为他们找不着一份如意的职业吗?最后,你真的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工作到最后一口气,就因为他们永远无法退休吗?

即使是身为行动党党员,和制度有很多联系的,你的未来也不见得如表面那么风平浪静。除非你能跻身精英阶层,否则你不知道何时会被他们从中国、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孟加拉、廷巴克图跟天知晓国度找来的“新宠”所代替。

行动党在八十年代一批老将退下以后,根本不能再称为一个政党了。它更多像一个摆满假人偶的百货市场来表演“议会民主”空壳给全世界看。

诚如李资政自己说的:

“要当个总理,你不必每样乐器都会,但是你都要认得;哦!他是个好提琴手,所以他来当第一小提琴。他可以去当倍低音、他可以玩中提琴、他玩喇叭、他玩鼓。只要把他们组织起来,你就能玩出美妙的音乐。当你建立起一支好乐队的时候,即使放个假人在那儿(指挥),也一样能玩出美妙的音乐。”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82个行动党议员不敢顶撞老家伙的原因——因为他们都是假人,其实都没资格在那儿。

所以新加坡人,下次再有行动党议员来跟你说:他会为你在国会发声。别忘了提醒他们行动党给新加坡人的口号:

“你死你へ代志!”

Friday, November 13, 2009

郭铁成:民主是我们生命的尊严

文章来源:香港、凤凰周刊


提出"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这种问题,自然不能说有错,但总觉得有些"文不对题"。因为"民主"并不是"好"或"坏"、"有用"或"没用"的问题,它是我们生命的一种渴望,一种需求。正如吃、喝、拉、撒、睡,正如人的"七情六欲",你说它们"好"还是"坏","有用"还是"没用"?我们需要它们,是我们的生命离不开它们,一旦离开,生命就要受到致命的阻遏。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不是我们的生命需要它,它就是再"好"、再"有用"也与我们不相干。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民主"的要求属于历史;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权专制主义,没有民主,国人也照旧过来了,怎么能说民主是人生命的需求?

当然,民主作为人生命的需求,并不如吃喝拉撒睡、"七情六欲"那样简单,它是人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一种精神需求。这个阶段的标志,就是个性、主体、自我这些个体性的觉醒。在西方,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发展到"启蒙运动"时期蔚然成风,在中国则要晚到20世纪初,至"五四"时期形成一个高潮。陈独秀的一段话对于这种"觉醒"的表述是最清楚的了:"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于是他揭橥了"民主"的大旗,尽管此时他对"民主"的要义还"不甚了了"(胡适语)。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民主首先都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性问题。就是说,人类并不是根据民主"好"还是"坏"、"有用"还是"没用"来建构"民主"的,而是依据实际需要有了民主实践,才渐渐有了理性的认同和理论上的研究、探索和明彻的表述。后者又进一步推动了民主的自觉建设。

那么"民主"到底是什么?今天,人们对民主理论上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再重复这些已经成为人类常识的理论实在没有多大意义,不如把民主的问题还原为实在的生活。在这里我愿意引用龙应台女士的一段表述:

" 民主,就是手上有一本护照,随时可以出国,不怕政府刁难;民主就是养了孩子知道他们可以凭自己本事上大学,不需要有特权;民主就是发表了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账;民主就是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身份;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民主就是到处有书店,没有任何禁书而且读书人写书人到处都是;民主就是打开电视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凛然地说谎;民主就是不必为了保护孩子而训练他从小习惯谎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种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因为它不是赐予的。"

所以,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只是少数服从多数,只是" 好东西"、"坏东西"的问题,"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见龙应台《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是你觉悟的个体生命一刻也离不开的生命需要。这也可说是民主的"实质"。当然可以研究实现它的各种途径(包括程序正义的问题),但这种"实质",却是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你如果有兴趣特别想分解一下,也可以看到,这里其实就是自由、人权、平等、多元、法治。于是我们又可以说,民主与这些具有核心意义的价值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说到家它就是这些价值在体制上、制度上、方式方法上的体现。即如阿克顿勋爵所说:"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民主?因为民主意味着让人民大众享有自由。"脱离这些价值谈"民主",必定越谈越不得要领,甚至走到民主精神的反面去。

中国1950年代到1970 年代的30年间,尽管用"阶级论"解构"民主",把"民主"与"资产阶级"连结在一起,并以"无产阶级民主"的革命实践取而代之,但"粉碎四人帮"和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人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要求与"五四"曾经高扬的"民主"大旗联系起来。这时,我还可以说,因为几十年"断裂"的缘故,有关"民主"的真义,国人还是"不甚了了",有关"民主"的理论更是思想上的空白,但有一点他们是再清楚不过:他们要过一种生活,这生活就是为了活命,他们要一点生产上的自主权(可以想一下,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20名农民为"包产到户"所按下的血手印);这生活就是不会因为"出身"而被剥夺生活基本的权利,不会因为有一点个性和独特性,就被作为"资产阶级"加以批判,因为发表一点意见和观点,就沦为"阶下囚"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读书、求知就被扣上"白专"的帽子,因为做学问、有学识,就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生活就是偌大中国不要一个人说了算,天是一个人的天,地是一个人的地,十几亿人的生命和生活由一个人来操纵,连"共和国主席"都无以自保,死于非命;这生活就是我们至少能活得像个人样,不至于唯唯诺诺、战战兢兢,整日生活在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群众"以"革命的名义"光顾你的家庭,抄毁你的书籍,拉你到批斗现场,给你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把你驱逐到"牛棚",流放到举目无亲的地方,经受"炼狱"之苦�目志逯校??

应该把人们这种有点卑微的诉求叫什么呢?这种生活是不是人的一种起码生命需求?如果承认人这种生命的渴望和祈愿是合理的、正当的,也是不可遏制的,那么怎么实现它?这时,能不接触"民主"--也就是广大人民做自己命运主人的问题吗?

我最讨厌的就是一些貌似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脱离人民大众最质朴,也最有力的生活实践,把最生气勃勃、贯注着生命气息的生活抽空为干巴巴的"理论",在那里煞有介事地"见仁见智"。岂不知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已经远离真正的学问了。

举个小例子来说吧。1967年8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造反派"押到中南海的批斗现场,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残酷批斗,又被押回办公室。这时刘少奇"疲惫已极,余怒未息,立即按铃把机要秘书叫来","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辞严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么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说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见刘平平、刘源、刘婷婷:《我们的父亲刘少奇》)刘少奇的"抗议"很有力度,是自身的遭遇让他想到了"公民权利"--也就是民主这个根本性问题。可见"民主"原不是知识分子书斋里的"学问"(只是可惜他的意识晚了一点,如果1957年"反右运动"时他就有了这种"觉悟",并能提出"抗议",也许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了)。

我还举个小例子来说明问题。散文家筱敏在《成年礼》一文中,写到自己"1974年深秋的某一天",在街头读到一张《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字报的情景:

" 我站在人群里,默默地读完了它,走出来。接着又回到人群起始的一头,再次从第一个字开始。天昏暗下来,人越聚越紧。有人划着了火柴,这边的一枝熄了,那边的一枝燃起来(那时的火柴是凭票限量供应的)。一个女孩一手扶着一位老者,一手举着手电筒,一个字一个字念给半盲的老者听。人群慢慢挪动。离开人群的时候,我才知道下雨了,深秋的冷雨,细细地斜飘着。"

文字是质朴的、动人的,而更动人心魄的,还是那情境。如今,你看到什么书、什么理论产生过如此巨大魅力和感召力的?那简直是一首凄美而壮丽的诗篇!人们不是在读,而是在用生命、用心灵在感悟、在诉说。你可以从那街头的阅读大军中感受到伟大的历史脚步正从暗夜中"咚"、"咚"地走来,悲壮、沉实、充满力度。我也读过那大字报中的文字。今天看,或今天从"理论"上看,自然已不足论,但那大字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文革"的实践出发,点燃了一个蠢动于人们心中、被人们用生命和苦难体验着的"问题"。它一下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和理性,打通了历史,让几十年前就飘扬于人们心中,却"不甚了了"的那面"民主"旗帜,一下获得了真实的意义。

筱敏是把读到那张大字报的一天,视为自己的"成年礼" 的。我想,"五四"的"民主"对中国人来说,可能实际上只有相当有限的"启蒙"意义,真正使中国人成长起来的还是"不民主"的痛苦。经历了种种"不民主" 的苦痛和折磨,人们才会切实明白,民主其实不是别的东西,它就是我们生命的尊严。

而我要说,一个带着强烈生命尊严感、追求民主的民族,才是真正有出息的民族。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31期,作者:郭铁成)

Tuesday, May 26, 2009

我们的历史在哪里? ——观音乐剧《天冷就回来》有感

我们的历史在哪里? ——观音乐剧《天冷就回来》有感

(2009-05-23)


● 王昌伟

  近来打算开始着手研究新谣,从中追溯新加坡建国后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进程,于是去观赏了打着梁文福新谣旗号的音乐剧《天冷就回来》(以下简称《天》),但看完之后,却有一股很强烈的焦虑感。

  尽管歌曲和剧情的配搭略嫌牵强,感情的处理也有不太细腻,但作为一个以励志与爱情故事为骨干的商品,本剧自有其成功的地方。令我感到焦虑的,是《天》无意中呈现出来的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危机。

  剧名所示,《天冷就回来》要描述的是在国外闯荡的游子对“家”的归属感。但“家”是什么?《天》的文案这么写道:

  “当爱人小静去世,阿乐背着行囊,独自来到纽约,追求自己狂热的音乐理想。在异乡的街头,他遇上了阿强,共同的新加坡腔,共同的追求,建立起了阿乐和阿强的友谊……”

  因此所谓的“家”,就是新加坡,而制作群的商业策略之一,显然就是要借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来引起观众的共鸣。

  但令人纳闷的是,全剧中出现的新加坡元素,就是几句被生硬地安插进去的“新式”语言,以及一两首具有本土色彩的歌曲。除此之外,“家”中能够系住阿乐的心的,就只有他对小静的爱情,而剧中的新加坡场景,就只有葬着小静的墓园,以及剧终一闪而过的市容。

  换句话说,这个“家”可以是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新加坡作为“家”的意义,在《天》中显得苍白无力,可有可无,即使制作群安排演员在全剧结束谢幕后合唱《新加坡派》,也唤不起一丝作为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的共鸣与感动。

新加坡的历史人物缺了席

  在我看来,剧中最具讽刺性的一幕莫过于阿乐为一群新加坡移民的孩子上课。当孩子们要求阿乐教他们历史的时候,我们的男主角很尴尬地说,他最不懂的就是历史。当然,这个安排主要是为了引出《历史考试前夕》这首歌,但却了无意中道出了《天》的困境,以及岛国当前的尴尬。

  是的,我们这一代人最不懂的就是历史,包括自己国家的历史,因此当我们要建构身份认同的时候,我们就不知该从哪里取材。
  回想起我在官方教育体制下受教育的过程,我对本国历史的认识,只停留在莱佛士登陆、日据时期的苦难,以及人民行动党争取独立与把新加坡建设成一现代化国家的功绩。

  我们对从1819年到1940年代这百多年间岛国历史的认识,几乎一片空白,而出现在风起云涌的五六十年代,和官方不同调的声音与运动,不是被否定,就是被边缘化,当然也无法进入年轻一代的历史记忆中。

  政府多年来经济挂帅的“务实”政策与教育方针,更导致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新加坡年轻人对岛国过去的文化建树一无所知。

  在阿乐为孩子上课的那一幕中,舞台背景是一座教室,墙上挂着一些历史名人的画像,包括孔子、鲁迅、马丁路德金、爱因斯坦、贝多芬等等。我当下的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没有诸如丘菽园、林文庆、陈嘉庚、陈六史、朱比赛、许云樵、张荔英等本地的思想文化名人?

  当然,这些新加坡名人在世界史上的影响力是比不上孔子鲁迅的,但在一部强调新加坡身份认同的戏剧中,我们自己的历史人物却缺席了,这不是很讽刺吗?

本地校园音乐本来也有段历史

  我想这就是《天》的困境。也许有人会说,《天》只是一部商业剧,不需要也不应该要求它具有历史意识,但这恰是问题所在。历史对一部意图刻画身份认同的戏剧作品而言,应该是很有商业价值的。

  吊诡的是,《天》的制作群如果真把上述本地历史人物的画像挂上,也许更会让观众感到一头雾水,因为观众也许根本就不认识他们,根本就无法引起共鸣。从商业的角度考量,岛国的历史对制作群而言,根本就派不上用场。

  在历史记忆被剥夺的情况下试图建构身份认同,无异于缘木求鱼,最终只能诉诸于表面的新加坡腔,至于男主角对这片土地的归属感,更只能建立在虚无缥缈的,“放诸四海皆准”的爱情之上。就如《天》的文案只能这样说:“这里只有天气,没有季节,但这里有爱,有情……”


  其实,这里也有历史,也有文化,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而被腰斩删除了。犹记得新谣的第一个卡带《明天21》的第一首歌叫《沙漠足迹》,我们几乎可以把这视为当年新谣创作者的宣言:
  曾经这里是沙漠一片

  曾经这里是荒芜一片

  歌声不曾飘扬 音符不曾存在

  曾何几时曾何几时

  沙漠里印下了足迹

  曾何几时曾何几时

  足迹无尽地伸延……

  在当年这些新谣创作者的记忆中,“这里”一直都是一片荒芜的沙漠,直到他们的出现,才给这片土地带来了音符与生命。少数较有历史感的创作者会强调,新谣的其中一个源头是前南洋大学的诗乐活动。虽然我认为两者之间并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诗乐的存在,就足以证明本地的校园音乐文化,在新谣之前并不是一片空白的。

  可是我相信,对当年的许多创作者与听新谣长大的年轻人来说,诗乐根本就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于酝酿诗乐的那个年代,我们当然也不甚了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传灯》一传到彼岸就不再回来。

  被我们这一代人所遗忘的,不止是诗乐。有一首新谣叫《我们的歌在哪里》,我想我们今天应该追问的是,我们的历史在哪里?没有了历史记忆,我们该如何建构国人的身份认同?我们将来的文化,该建立在什么之上?


作者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