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今年六四前的几天，我在香港接待了从中国大陆到访的宾客。这一些宾客当中有一些是大陆官员。他们年纪比我稍微大一些。正巧时逢六四悼念晚会将近，话题便无意间转到六四事件去了。
他们都说在那89年，他们还是大学生，所以也参与了学运，示威游行去了。班上几乎所有学生都有参与。虽然不是在北京念书，但是记忆和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学运被镇压了以后，他们还需要写报告，说明为何上街游行。但是如今，那时的“动乱精英”，有许多都当上了高官被重用。这是中共无可奈何的事，因为这些能成为学运的学生领袖，必定有其过人之处，是人才，国家的栋梁，怎么能因领导学运就不重用呢？就算有一些被列入黑名单的学生领袖，也被重用了。而中共也重新把“六四动乱”巧妙的改成“六四事件”了；总不能把在中共政府身居高位的人称为“前六四动乱精英”吧？！
对于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客人来讲，这是一种“平反”的形式了。我当然不以为然，但是这毕竟是环境所造成的观念差异，也无须与他们争论。他们倒是好奇为什么我这个新加坡人对六四悼念这么重视。我当时没回答。
八九年六四学运发生时，我还是年青人。但是这事件对我往后的政治路程起了很大的影响。那种震撼力，颠覆了以往的信念，对政治独裁或一党专制的政治体系，起了根本的顾虑，甚至痛恨。虽然经过时间的淡化，痛恨虽然已经消失了，但是对自由民主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
这事件也使我意识到我们不能把民主、法治、清廉、正义等等的价值观，当成理所当然的，或托付给一党专制的制度。仔细想想，如果没有六四所流的鲜血和学生的牺牲，就没有造就我这坚固的自由民主的信念了。是他们的鲜血，无形中变成了我的民主信仰的养分，塑造了我这一生的政治方向。这是我对六四罹难者的“亏欠”，也是为什么我对六四悼念这么重视的原因了。我是带着感恩的心来悼念他们的亡魂的。当然，也为他们的死，追讨公议。
我们这一代的新加坡人，由于只经历过白色恐怖的70年代，没有像我们的前辈一样接受民主抗争的洗礼，所以大多数都是政治冷感。 这也造成了反对党或公民社会在2006年前形成了严重的断层，青黄不接。六四事件虽然发生在远在中国的北京，但对我来说就好像身历其境一样。当时读到屠城的新闻时，眼泪不禁的涌现。如今，每次六四悼念唱起那几首歌时，也一样泪满流。这悲痛的震撼，使我仿佛经历了真正的政治洗礼。
反观处于隔邻的香港，想必它的人民所受的冲击会更大了。六四的不义屠杀也为香港造就了许许多多的政治精英。如今许多的民主派人士，都是受当年六四事件的影响而愤然加入了民主斗争的行列。每年举办六四悼念晚会的支联会，也成为了香港民主政治的摇篮，为香港培育了许许多多的民主斗士。当中有著名的“长毛”梁国雄。许多新加坡人以为这长毛是个像流氓的粗人，其实不然。他的政治文采不是普通新加坡政治人物能比得上的。他为今年六四所写的文章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们这一代受过六四屠杀间接或直接洗礼的人，尤其政治人物，不管在何方，都培养了一套对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和公义坚定不移的核心价值观、信念和理想，而且对追求这民主理想都会有那份坚持和盼望。通常被大家归类为“超现实”的香港人，也会对这理想有所坚持和执着的。
今晚的悼念晚会就是很好的例子。原本晴天就在众人唱着《自由花》的那一段“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时竟然下起大雨来。这好像是冥冥中所安排的考验。接着大会的音响系统便失灵了。就在这一遍人海茫茫的孤寂里，99% 的人都坚持耐心的等着，整整等了超过30分钟。当雨越下越大时，年青人便不时以喊“平反六四，永不放弃”的口号来鼓励众人坚持到底。闷时，还会一起唱起那几首大会的歌来了。
原本一片烛光的场地，全换成了一片雨伞，但人群丝毫没减退。一有少数人离开，便有人走入会场补上。在那过半小时的时间里，没有喧哗埋怨，只有感受到那一丝丝可贵的民主战士的精神。
当雨转小而音响系统逐渐恢复后，每个人都欢呼，似乎为着印证了“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那般对自由民主战斗的坚定和决心，通过了大自然的考验而欢呼。雨伞收起，烛光重现。这就是香港人对追求民主坚定不移的毅力的展现。
也就是这种信念致使二十四年来，香港人都风雨不改的以烛光悼念六四冤魂。纵然悼念的方式是一成不变，唱的歌也是年年这几首主打歌，但是出席的人数都上千上万。最可贵的是，香港的民主理念，能薪火相传，近几年来出席的年青人是越来越多，就算是90后的年青人在89年六四事件发生时都还没出世，但学校老师的传承，让这些学生们实实在在的领悟到香港自由民主的可贵是建立在六四学生的牺牲上的。
几万人，就凭着这么简单的一种民主信念和一份坚持，克服了倾盆大雨的考验，完成了悼念六四亡魂的烛光晚会。
今天，六四亡魂并不孤独。
祭六四亡魂。
吴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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