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国国家主席公开信

致中国国家主席公开信
尊贵的习近平主席先生

贵国最近通过香港扣押了九辆我祖国新加坡最先进的装甲车。据说这些装甲车里包含了世界级的高科技装备，是我祖国自行研法生产的骄傲。

无论这是否是贵国刻意使计由香港扣押我祖国的这批装甲车，我本身也意识到这整件事都是我们国防部的疏忽才导致这事件的发生。无论贵国是否决定归还这九辆装甲车，我们在国际社会里和军备市场中都已经是损失惨重。这是因为就算贵国没有趁此机会去对这批装甲车进行军事科技研探，国际社会的准军备购买者的脑子里都会对这军备的可靠性暗存疑问。

无论如何，我本人觉得这次事件的确是我祖国犯了低级错误，如果军备被贵国没收，也是无话可说的。于情于理，我们都输得彻底。我也认了。

从一个新加坡反对党的角度看这件事，我也只能对我祖国的领导鞭笞，追究责任，也无法理直气壮的对贵国指骂。

如果这真是贵国以计谋导致事件的发生，我本人不得不佩服为贵国出谋献策的智囊团的高明。可是，贵国如此做，也必须付出一定的国际政治代价。没有一个泱泱大国会喜欢国际社会在明或在暗批评以大欺小的。更何况是中国，一个打着和平崛起的旗帜发展经济与周边国家发展政治与贸易联系的大国。更重要的是您本人伟大的政治策略，“一带一路”不只是要靠金钱去发展，还要靠国际政治信誉去赢得参与国的信任。为了新加坡这个小国而冒着国际社会的不良反应，您认为值得吗？

再者，贵国对于我祖国新加坡在台湾进行军事演习提出抗议，我想我祖国的人民肯定感觉到非常反感。就连身为反对党人的我，也不得不站出来对贵国的抗议表示不满。

在贵国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时代，他展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洪量与风范，确实将心比心，以事论事，站在其他小国的角度看问题。他也谅解新加坡有土地的局限，到台湾借用地方做军训，是形势所逼，并非是要针对中国做出任何军事威胁或卷入贵国的内政。我们小国寡民，就算是真要与贵国搞军事对抗，也没那种能耐！那岂不是白痴说梦话？说了也不会有人相信的！

现在贵国要以这个借口要挟我祖国，打压我们，国际社会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贵国是故意刁难新加坡，以大欺小了！试问，这样一来对贵国有什么好处呢？

再说，如果贵国要是打算以这做借口开始对新加坡进行经济制裁，这更说不过去了！试问，谁才是真正对贵国进行军事抗争的？或防止贵国统一台湾的？那当然首推台湾人民嘛！但是贵国竟然没对台湾进行经济制裁，反而给台湾人台胞证，让他们到台湾去投资发展，您说，如果贵国要制裁新加坡，国际社会上说得过去吗？

对一个所谓军事反叛岛屿省份的人民给予优待，到大陆去投资发展，反而对一个只为了解决本身土地不够而到台湾军训的友好国家进行打压，经济制裁，这怎么能说得过去？

再说，要是新加坡没有跟台湾打交道，打好关系，政治上我们也没法有效的当大陆与台湾的桥梁了。试想想，为了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对新加坡打压，硬要把新加坡切断与台湾的关系，这符合贵国长远的政治利益吗？

说穿了，我们大家都必须务实一点。没有人想在东亚再打战，因为这对所有东亚国家都不利。维持和平现状，各国为自己的人民福祉努力发展经贸，才是所有国家人民的真正愿望。

我在此恳请习主席，念在我们两国以往都是以互惠互利和务实的原则发展彼此深厚的关系，仔细的思量彼此的立场，核心利益和观点后，才做出谨慎的决定。

我本人身为新加坡反对党人，对本国的领导最近的表现都非常不满，对这次事件的发生，也觉得是我方之错。贵国要如何处置那批装甲车，我都无异议，认了。我相信我祖国对这笔损失千万或甚至几亿的军备收入，还是负担得起。钱输了换来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那也罢。钱可以再赚回来。高科技产品失去了，还可以再研发新的。

但要是贵国如要以不是理由的理由继续打压我们，针对我们国防的核心利益进行攻击，这个我相信所有新加坡人都不会容许发生的。

我更相信这对贵国也会是有伤害。我们两个友邦，以往都是以互惠互利与务实双赢的原则共存共荣，为何如今要以双输的形式自残？

尊贵的习主席，我相信以您的睿智，您必能理清这种种的利害关系。

吴明盛敬启

痛心疾首

最近为了工人党市镇理事会和小贩中心清洗有关事件写了几篇文章，导致许多蓝营的人和支持者攻击我，甚至诅咒我全家人，我感触良深。虽然我对这些诅咒真是一笑置之，但是更使我心寒的是我们反对党的支持者几乎已走入疯狂是非不分的阶段。

以往我对行动党人的辱骂，也处之泰然，直到有网友问我为何不把他们的辱骂留言去除掉，我只笑着回应我要让世界看看我国的真正的政治生态。之后，再也没有行动党人在我部落格乱骂了。他们已经进化成长了。可是，回过头来，我们反对党阵营的人，以往最憎恨行动党任意封杀言论自由，现在竟然也步了行动党的后尘，滥用言论自由回头企图打压其他人的言论自由！这是我们民主政治发展的最大讽刺！

早报百草园刊登了一片“明盛之怒“（见下文）似乎把我写得是发怒了，其实我何止是发怒，简直是痛心疾首！

以下是我回应一些质疑我对工人党批评的反对党阵营的人的文章以及我面簿友人的评语。希望这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我的立场。

对于一些从未在政治前锋冲锋陷阵的人来质疑我的人,我是不会有任何意见的。我只对那些在没有人愿意冒险加入垂死挣扎的工人党时挺
身而出的同僚有无限的敬意,就算是因丑闻而被逼退出的饶欣龙,他也为工人党今天的成就付出过。
前人种树后人纳凉,但后人就不应该以为这树也只属于他们的成就,可任由糟蹋。
一党的政治资本是累积出来的。
至于为何极度失望,那可是对工人党以往的期望的落差必然的反应。不身在其中是不能完全了解的。
我们这一群在2001年大选过后加入工人党的人，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有一个危机使命，别让在国会微弱的反对党消失。我们也认真的对待那时眼前所面对的所有种种障碍，把它们一一克服。我们带着复兴反对党的心情，默默耕耘。
我们都有坚定的民主政治的信仰，为民服务，奉献。我们坚决反对行动党那高傲目中无选民，以行政优势买选票，完全没有政治责任感等等恶劣政治行为。你问我为什么极度失望？

吴明盛

Dong Dong Zai:

吴老大在说什么？理解简单。--
一瓶可乐的感觉和另一瓶可乐的感觉，对另一瓶可乐的口感与往常不一样，对吴老就有很直接的回响，可乐出现大问题！..... 因为他曾参与过（可乐）整个产业链的过程。一般人对（可乐）品牌信任，味道总不会有太多质疑，但他把青春全情投入生产的那个年代，如同他在工人党熬过的日子。这里指的味道；是行政模式匮乏和政治理念的流失，乃至以民为本！.... 或更坦然的说；人民的福祉绝对不能是曾经被人利用过的一种幌子？ 聪明的你看懂了吗？

 

漏网新闻

工人党管理的阿裕尼—后港—榜鹅东市镇理事会与国家环境局过去两个多星期就勿洛北两小贩中心高处清理问题针锋相对，引起前工人党中委吴明盛频频在个人面簿和博客发帖评论。

吴明盛针对这起事件对工人党市镇会作出了不少批评，包括指工人党不愿与小贩直接沟通、对小贩大清洗缩短无故损失四天收入缺乏同理心，而且一直把批评归咎于政治目的等。

在最新一则帖子中，吴明盛虽说“希望这是他针对这起风波的最后一则帖子”，却依然对工人党和国家环境局左右开弓。他一方面批评阿裕尼—后港—榜鹅东市镇会主席林瑞莲对清洁承包商不专业又不道德的行为不负起责任，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也指国家环境局的沟通有欠理想。

吴明盛曾在2006年大选代表工人党竞选阿裕尼集选区，但大选后退出工人党，加入国民团结党，并迅速窜起成为该党秘书长。在2011年5月大选失利后，吴明盛以“新加坡需要政治教育和建设一个理智的公民社会”为由，卸下国民团结党职务，当起无党派政治观察家。

吴明盛在网上一向言辞犀利，近来的连番批评，甚至引起了不少工人党支持者的不满。吴明盛昨天就把网上一些强烈抨击他的帖子以截屏（screen capture）方式放上个人面簿，还注明“我从蓝色阵营那里得到的咒骂”。

对于自己的口不留情，吴明盛曾对媒体说：“我们把一个反对党扶持起来之后，不应该溺爱它，应该更严格地督促它。”（婷）

一种信念 一份坚持- 悼六四

就在今年六四前的几天，我在香港接待了从中国大陆到访的宾客。这一些宾客当中有一些是大陆官员。他们年纪比我稍微大一些。正巧时逢六四悼念晚会将近，话题便无意间转到六四事件去了。

他们都说在那89年，他们还是大学生，所以也参与了学运，示威游行去了。班上几乎所有学生都有参与。虽然不是在北京念书，但是记忆和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学运被镇压了以后，他们还需要写报告，说明为何上街游行。但是如今，那时的“动乱精英”，有许多都当上了高官被重用。这是中共无可奈何的事，因为这些能成为学运的学生领袖，必定有其过人之处，是人才，国家的栋梁，怎么能因领导学运就不重用呢？就算有一些被列入黑名单的学生领袖，也被重用了。而中共也重新把“六四动乱”巧妙的改成“六四事件”了；总不能把在中共政府身居高位的人称为“前六四动乱精英”吧？！

对于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客人来讲，这是一种“平反”的形式了。我当然不以为然，但是这毕竟是环境所造成的观念差异，也无须与他们争论。他们倒是好奇为什么我这个新加坡人对六四悼念这么重视。我当时没回答。

八九年六四学运发生时，我还是年青人。但是这事件对我往后的政治路程起了很大的影响。那种震撼力，颠覆了以往的信念，对政治独裁或一党专制的政治体系，起了根本的顾虑，甚至痛恨。虽然经过时间的淡化，痛恨虽然已经消失了，但是对自由民主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

这事件也使我意识到我们不能把民主、法治、清廉、正义等等的价值观，当成理所当然的，或托付给一党专制的制度。仔细想想，如果没有六四所流的鲜血和学生的牺牲，就没有造就我这坚固的自由民主的信念了。是他们的鲜血，无形中变成了我的民主信仰的养分，塑造了我这一生的政治方向。这是我对六四罹难者的“亏欠”，也是为什么我对六四悼念这么重视的原因了。我是带着感恩的心来悼念他们的亡魂的。当然，也为他们的死，追讨公议。

我们这一代的新加坡人，由于只经历过白色恐怖的70年代，没有像我们的前辈一样接受民主抗争的洗礼，所以大多数都是政治冷感。 这也造成了反对党或公民社会在2006年前形成了严重的断层，青黄不接。六四事件虽然发生在远在中国的北京，但对我来说就好像身历其境一样。当时读到屠城的新闻时，眼泪不禁的涌现。如今，每次六四悼念唱起那几首歌时，也一样泪满流。这悲痛的震撼，使我仿佛经历了真正的政治洗礼。

反观处于隔邻的香港，想必它的人民所受的冲击会更大了。六四的不义屠杀也为香港造就了许许多多的政治精英。如今许多的民主派人士，都是受当年六四事件的影响而愤然加入了民主斗争的行列。每年举办六四悼念晚会的支联会，也成为了香港民主政治的摇篮，为香港培育了许许多多的民主斗士。当中有著名的“长毛”梁国雄。许多新加坡人以为这长毛是个像流氓的粗人，其实不然。他的政治文采不是普通新加坡政治人物能比得上的。他为今年六四所写的文章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们这一代受过六四屠杀间接或直接洗礼的人，尤其政治人物，不管在何方，都培养了一套对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和公义坚定不移的核心价值观、信念和理想，而且对追求这民主理想都会有那份坚持和盼望。通常被大家归类为“超现实”的香港人，也会对这理想有所坚持和执着的。

今晚的悼念晚会就是很好的例子。原本晴天就在众人唱着《自由花》的那一段“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时竟然下起大雨来。这好像是冥冥中所安排的考验。接着大会的音响系统便失灵了。就在这一遍人海茫茫的孤寂里，99% 的人都坚持耐心的等着，整整等了超过30分钟。当雨越下越大时，年青人便不时以喊“平反六四，永不放弃”的口号来鼓励众人坚持到底。闷时，还会一起唱起那几首大会的歌来了。

原本一片烛光的场地，全换成了一片雨伞，但人群丝毫没减退。一有少数人离开，便有人走入会场补上。在那过半小时的时间里，没有喧哗埋怨，只有感受到那一丝丝可贵的民主战士的精神。

当雨转小而音响系统逐渐恢复后，每个人都欢呼，似乎为着印证了“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那般对自由民主战斗的坚定和决心，通过了大自然的考验而欢呼。雨伞收起，烛光重现。这就是香港人对追求民主坚定不移的毅力的展现。

也就是这种信念致使二十四年来，香港人都风雨不改的以烛光悼念六四冤魂。纵然悼念的方式是一成不变，唱的歌也是年年这几首主打歌，但是出席的人数都上千上万。最可贵的是，香港的民主理念，能薪火相传，近几年来出席的年青人是越来越多，就算是90后的年青人在89年六四事件发生时都还没出世，但学校老师的传承，让这些学生们实实在在的领悟到香港自由民主的可贵是建立在六四学生的牺牲上的。

几万人，就凭着这么简单的一种民主信念和一份坚持，克服了倾盆大雨的考验，完成了悼念六四亡魂的烛光晚会。

今天，六四亡魂并不孤独。


祭六四亡魂。

吴明盛

从六四烛光晚会看新加坡第一世界政治发展

今晚带着家人一同到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出席了第二十三届六四烛光晚会。小女是第一次参与这每年一度的民主政治活动，意义非常。小女还小，可能还不完全知道六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我想身为父亲的也只能尽量提早让她接触民主活动，希望能从中潜移默化的让民主精神薪火相传。

长久以来，许多经历过六四运动和浩劫的学运份子都赞誉香港为“中国的良心”。这的确一点也不夸张。八九运动时，香港的学生会和工会都声援北京的学运，甚至出钱出力，运送物资到北京支援那些学生。当六四屠城发生后，香港的民运人士也出钱出力，甚至是黑社会组织，也出手帮助北京的学运领袖逃亡，营救他们。这就是当年著名的“黄雀行动”。事后的每一年，司徒华创建的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便每逢六月四日就组织六四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和为他们向中国共产党声讨公道，要求平反六四。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六四国殇，在香港这片充满功利的资本主义城市里，我想也很难唤起民主意识和对民主正义的渴望。因六四，香港成为了中国的良心，但六四国殇也唤起了香港的民主政治意识。香港从八九年六四事件后，就马不停蹄的对民主发展推进，逐渐的形成了自由、民主、社会正义、廉洁为香港共识，使之成为它的核心价值。

这种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也逐渐成为香港的政治体系的推进的动力。虽然香港只是中国的附属城市，但在这一国两制的局限下，香港不只是中国的良心，而已成为中国民主发展的典范。第一世界的议会，需要第一世界的政治发展作为后盾。而第一世界的政治发展必须先向不合理、不合社会正义的事情说不。维护公正与公平的社会次序是第一世界政治体系的首要任务。

回头看看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史，在一党专政之下，充满了多少不公的事件，多少政治人物和社运份子被无理的监禁，但是我们的社会对这一切的不公，似乎是视而不见，更妄论为他们追求“平反”途径，讨回公道。也许被无理监禁比不上六四那种惨烈屠杀那么震撼人心，但是追根究底，这些还是国家不光彩、缺乏公义的事件。

就拿最近发生的事情来看，我们难免会对新加坡的第一世界民主进程感到灰心。最近在八七年被行动党扣了“马克思主义颠覆份子”而以国安法令（ISA）被监禁的社运人士在芳林公园举行了反ISA集会，并且申诉了行动党政府对他们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有不人道的虐待。这有点像要求平反的意味。今年，我原本想与往常一样的参与这集会而安排了回新加坡的行程，但是很遗憾的是，组织单位因后港补选的因素而必须延迟举办这集会，致使我没能参与。但是从报道得知，参与人数比以往的多，有四百多人。虽说这比不上香港１８万人的六四烛光晚会，但可说是大有进步。

然而，新加坡的这个集会参与的人数多寡还不是个大问题。问题是，和香港的集会相比，新加坡的头等的政治人物的缺席就十分耐人寻味了。只有新加坡民主党和国民团结党的党要参与了这次集会。人民党也在不同场合声援了这个集会。反而是倡导世界第一国会的工人党，并没有任何重量级人物出现或发表任何声援文告。难道他们是认为伸张社会正义不是建立世界第一国会所需要的吗？况且工人党历史上，也有好几位被行动党以ＩＳＡ无理监禁过的党员，有一些还是现在资深的老党员。最赫赫有名的便是在１９８８年代表工人党友诺集选区的候选人萧天寿！况且有一些在１９８７年被扣上“马克思主义颠覆份子”而被无理监禁的社运份子也曾在被捕前，帮了工人党办好“铁锤报”！

从工人党在后港补选后针对媒体炮轰他们对工人党报道不公来看，工人党应该还是对公正和平等还是有所坚持的。但是工人党党要在反ＩＳＡ的集会中缺席，的确让人感到费解。毕竟身为新加坡第一大反对党，而在党纲中也明确的写着反对ＩＳＡ恶法的工人党，从任何角度看来，都理所当然的支持这项反ＩＳＡ活动的。

第一世界的国会必须由第一世界的政治发展来推动形成的。第一世界的政治发展必须由人们和政治领导人去维护自由民主和社会公义。自由民主和社会公义不是理所当然的存在，而必须由我们一同去争取和积极维护。尤其是在一党专政的体制里，当权者是不会自动自发的维护民众的民主自由的权益。看看我们四周围，马来西亚政府在重大政治与群众压力下，已经废除了ＩＳＡ恶法，然而我们还是一点进展也没有。归根就底，也就是因为新加坡民众和举足轻重的反对党议员没有积极地去对执政党施加压力争取废除违反人权的恶法ＩＳＡ。

也许是新加坡选民对反对党发出了这样的讯息：人权、自由民主和ＩＳＡ问题都不重要，不会为反对党带来选票。这也就导致有一些反对党认为无须去为人权问题“浪费时间和精力”。

我也必须承认，十多年前，我也接收了这样的讯息而觉得谈人权、自由民主和ＩＳＡ恶法并非选民所重视的。因而在我早期从政时，的确忽略了这些议题的重要性。在选举中，要赢得选票就得谈些民生课题才行。这是所谓的“政治现实”。但是自从接触了年复一年的香港六四烛光晚会，亲身参加了好几回了以后，便有了不同的体会。每一次的参与，就仿佛是身历其境似的，都会有不同的体验，但也带来了同样的泪水。

我想起了一位“落难太子党”的经历。他的父亲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政要，但是在六四事件中“站错了边”而导致被中共抓了起来。他就亲眼目睹了公安如何无理的把他的父亲带走，也没对他和家人交待被关在哪里，犯了什么罪等。他之前不懂什么是人权，也只有在父亲被无理、无法的抓走监禁后，才意识到人权的重要性！难道新加坡人和政党党员必须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后才知道人权的重要性吗？





今年的香港六四烛光晚会不只再次创造了历史新高的出席率，也给我更好的政治体会。漫长２３年的坚持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支连会的灵魂人物，创办人司徒华去世后还能延续的薪火相传，这的确是难能可贵。在现场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９０后的年轻人为民主高举手中的蜡烛，实在令我深思：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实在是缺乏了像这对人权、自由民主的有效政治教育过程。也许，工人党在人权集会的缺席也真的没错。缺少了这样有震撼力的政治教育过程，也难怪国人对人权、自由民主的认知薄弱和不注重。而社会主流的政治意识还是主要围绕着民生问题。没有人会再去理会以往的政治迫害是否应得到平反：那不是可以填饱肚子的问题！

但这一切也意味着，我们所期待的“第一世界的国会”和“第一世界的政治”体系，肯定是遥遥无期了。

吴明盛

后港补选的小风波

后港补选的小风波

谨贵报三月二十四日言论版游润恬之作《“工人党·美女·艺人三角战”？》，本人有以下的回应：

游小姐谈到在博客上提出三角战的“仁兄”正是本人。游小姐在文章中回避指名道姓，确实用心良苦。

老实说，写这篇博客的时候，真的没想到会“引眼球”以至“成功地重新把聚光灯转向自己”，孰料在政界和媒体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我倒是无任欢迎。但是，游小姐在早报的文章中，字里行间对我人格作出莫须有的影射和批判，本人深表遗憾，也必须澄清我的立场。

首先，我在博客发表自己的看法是行使言论自由的绝对权利，从来不会以“哗众取宠”或博取见报为目的，但是我无法防止记者朋友在报导中引述我的看法，甚至断章取义，以至歪曲了我文章的原意。

我一向对自己在博客上发表的文章都非常严谨小心，尤其对政策的评论必定有所根据，推断也要符合逻辑。我在《后港补选分析》一文中，综合了已公开的资讯，并整理出以下范畴的分析：“刘程强巧妙的空城计”、“行动党的失策”、“工人党蜀中无大将”、“个人品牌战”、“三角战的危机”、“工人党不容乐观”。

我衷心希望游小姐在形容本人论点为“天马行空的假设”，以及“逻辑漏洞百出”之前，能更具体和负责任的解释她的凭据，否则对那些不了解事件来龙去脉、没有读过我博客文章的广大读者，以及笔者我皆有欠公平！我欢迎早报把我的博客文章整篇刊登，或列出博客的连结，让贵报读者亲自判断本人的评论，避免堕入以讹传讹，以偏概全的舆论陷阱。

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下本人立论的基础，希望有助澄清游小姐对文章的误解。

在单选区的竞选里，尤其是补选，各个政党打的都是个人品牌战。若候选人早已在基层建立了扎实的根基，自然事半功倍。后港能成为工人党战线的桥头堡，靠的是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在选区中长达二十年时间的耕耘，以及他本身的政治魅力，但是这次上阵的却可能是该党去年大选东海岸集选区团队成员方荣发。

方先生在后港的知名度尚待提升，该区选民对他的认识相对有限，这是工人党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再加上饶欣龙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冲击，谁也说不准到底工人党在这次补选中的胜算有多少，而三角战又会对该党造成多大的威胁。

如果国民团结党决定参选的话，它会考虑到在后港缺乏基层基础下，就必须以高知名度的候选人来填补“先天＂的不足。派出知名度高，具亲和力的佘雪玲自然是合理的策略，美女与否应不在考量之列。以此推论，行动党派出新传媒艺人郑斌辉也是无可厚非。演员固然是他的专业，但他参与政治的热诚，以及对时事课题的关注和见解也是不能被抹杀的。

根据媒体的报导，团结党从来没有排除参加后港补选的可能性。我只是从团结党的角度推论，他们必须先为下届大选可能面对工人党在淡滨尼和马林百列选区的挑战而作出准备，而这次后港补选可被视为测试实力的前哨战。

媒体也曾报导，团结党与工人党在上届大选对谁该出战摩绵加冷区一度争持不下，最后团结党以大局为重而退出。事实上，团结党在该区耕耘已久，到了开花结果，即将收成的时候，才因反对党之间协调布局的考量，而把多年的心血拱手相让。这是个政治现实的问题，不管谁带领团结党，也必须在下届大选再次面对和解决。

至于淡滨尼和马林百列区，团结党在去年均取得超过百分之四十二选票的佳绩，只要继续耕耘，在下次大选中击败行动党绝对不是天方夜谭。如果再度面对三角战的困境，团结党该如何自处呢？

我已经在今年一月一日退出团结党，并在事前主动通知党中央。如今我是以独立政治评论员的身份，对时事课题发表我见，当中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我认为，从新加坡整体民主发展的过程来看，我们必须确保国会多元化。在我国反对党萌芽茁壮的阶段，无论是执政党或任何一个反对党执意“垄断”政治平台的话，对我国民主发展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随着新加坡政治气候的改变，积极论政已经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将秉持从大学时代就开始以不偏不倚的原则，继续对政治、经济和民生议题发表意见，希望“不在其位，不谋其事”的说法，不会成为我论政的绊脚石。

我期望国人能继续捍卫并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各方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迎接百花齐放的意见平台，迈向一个理智的公民社会。我们应该鼓励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社会的良知发声，当面对无理责难时，更要以道德勇气逆流而上。

对于资深新闻从业员游小姐就本人文章作出有欠公道的批评，我十分失望和惋惜。

虽然我目前没有参与任何政党政治，很多时候也身在国外，但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新加坡，仍然关切无比。希望游小姐和广大的早报读者们，不要因为我过往参政的背景，而对我文章的用意作出不必要的揣测，请以开放和客观的态度去解读我的分析。


吴明盛

我报：吴明盛退出团结党 评论政治无包袱

吴明盛：首先，在辩论部长薪金问题时，严燕松犯了逻辑上的错误，这就如同菜还没有炒熟就端上桌，这是相当出丑的一件事。

接着，又发生了饶欣龙事件，以及文抄公事件，显示工人党在政治上不够敏锐，政治智慧还不够。

工人党不能只是搞地方性基层话动
当工人党只有一个后港区的议席时，他们大可说“我们只有一个议席，能做什么呢”，那时，他们可以专注去搞基层，只需照顾自己如何争取每一张选票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他们拿下一个集选区，有6个议席，他们就不能只是搞地方性的基层活动而已。

在国家议题上，他们也必须有见解，至少要针对三两个他们所关注的议题，有深入的了解，并能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饶欣龙事件

谨新明日报二月十二日对饶欣龙事件的报导，本人觉得有必要回应。

虽然本人转载了黄亦杰的文章，但本人并没有挑战饶欣龙议员辞职的意思。本人只是觉得饶欣龙和工人党对此事件的处理不当，导致原本只牵涉饶欣龙一人的感情缺失的事演变成中间选民对反对党阵营再次失去信心。

1991年民主党和工人党虽然得到重大突破赢得四个席位，但后因民主党党争致使中间选民对反对阵营失去信心，而导致反对党二十年来都无法再次有所突破。在2011年的大选里，反对党阵营好不容易再次取得中间选民的信任，不只把六名工人党议员送进国会，大体上其他的反对党的得票率也有跳跃式的进步。但是这次饶欣龙事件，却可能使反对阵营又再次遭遇打击，被打回原型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这次事件的重点再也不是饶欣龙是否有感情缺失了。本人相信许多人对饶欣龙到底有没有情感越轨，大家心里早都有了定夺。最重要的是，工人党以第一世界国会为战旗、透明和问责为目标、魏征的大义为道德勇气走入国会，但是当自己的议员被质疑有道德缺失时，竟然一声不吭。这种沉默的处理方法，难免令中间选民对其政治架势的质疑。轻言魏征的大义，义无反顾地进死谏，塑造敢言不畏强权的幻觉，但是到了需要大义灭亲的时候，竟然鸦雀无声。这是令人非常失望的。工人党连承认过失，坦诚道歉，乞求原谅的道德勇气都没有，怎么能轻言魏征的大义呢？以此的鸵鸟政策来对应危机，工人党怎么能说服中间选民他们真的能成为世界一级的政党呢？

工人党目前是反对党阵营的龙头老大，如果中间选民对它都失去信心的话，他们又如何会对其他反对党有信心呢？作为反对党阵营楷模的工人党，应该有面对自己议员犯错的勇气。犯错并不可怕，人非圣贤，有道德瑕疵也是人之常情的。只不过我们不能容忍的是一个政党为了政治利益而包庇严重缺失。工人党让饶欣龙在没有任何具体交代的情况下辞去中委，这是非常不透明的做法。这与工人党一至提倡办事要有透明度相左。

工人党如此处理事件的手法是让人非常失望的，相比之下，饶欣龙辞不辞掉议员之职位已经并不太重要了。我恳请工人党为了真正建设第一世界的政治体系，应该拿出道德勇气来，把事情说清楚。如果饶欣龙真有感情缺失，就应该认错，对辜负了选民的支持道歉，并且乞求原谅。本人倒觉得这比辞去议员一席更为重要。

吴明盛